2008年3月10日 星期一

明朝末年料羅灣海戰


其實幾有趣,滿清入主中國,他們本身是關外民族,對付同樣標桿善騎射的準噶爾部及西北維吾爾人基本上綽綽有余,但對付船堅炮利的西方強國就無能為力!
左圖: 十六世紀海上霸王 荷蘭的 East India Fleet (東印度艦隊)


明朝則相反,明軍火器強勁,但對著機動性強的北方民族就經常吃虧,例如英宗時土木保之役就慘敗於蒙古瓦刺之下,對滿清戰爭亦以滅亡告終,但明朝跟同樣船堅炮利的西方強國,卻幾乎是每戰必勝,有點兒格食格!

十六世紀的荷蘭繼西班牙,葡萄牙崛起,是當時西方首個資本主義強國,擁有最先進的艦隊,他們成立東印度公司發展歐亞美州的殖民地和貿易,到了十六世紀,他們來到東亞,在台灣建立基地,並把矛頭對準龐大的中國市場,想排除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壟斷貿易權,在這背景下,終於燃起中國跟荷蘭的衝突,爆發大規模海戰,即料羅灣戰役。..................

料羅灣海戰在中國古代是一次規模比較大的海戰了,大明方面投入了150多艘戰艦,幾萬士兵,荷蘭東印度公司方面派遣了最強大的武力,共計數十艘最新式帶加農炮的戰艦,規模不亞於中英鴉片戰爭,但是結局卻迥然不同。

戰爭的起因是荷蘭方面為奪占中國對外貿易權.禁止西班牙人、葡萄人介入與中國交易.荷蘭方面認為攻擊中國以先進的大炮武器,性能優異的快速戰艦則十拿九穩。所以派了戰艦十一艘(Jacht, Bredam, Weiringen, de Fluyt Warmondt, Texcel, Weesp,Couckercke, Catwijck, Zeeburch, Kemphaen,Salm),交由普特曼斯指揮,另有旗艦密德堡及一艘中國戎克船打狗號(Tavcoya),此外還包括50艘海盜船.

一六三三年七月七日荷艦隊進兵南澳,往占廈門。十二日,艦隊司令普特曼斯將艦隊分成兩隊,Jacht、Texcel、Couckercke、Catwijck、Kemphaen到廈門灣右側,Salm、Zeeburch及戎克船打狗號到廈門灣北側,攻擊明朝都督總兵鄭芝龍在廈門灣內正在整修的船隻。

鄭芝龍不料荷人會採用攻擊,因不久前鄭芝龍答應發給台灣方面自由貿易的執照,認為這樣應會使荷蘭人滿意。七月十二日荷軍偷襲廈門,明軍在無防守下大敗,計有鄭芝龍部下十艘船被焚,張永產部下的五艘船亦焚毀。鄭芝龍在停在廈門的船隊被徹底摧毀。七月十七日起,荷蘭從攻擊河流上游,改為封鎖海面、掠奪船隻。

十九日到二十二日四天中,Zeeburch掠奪一艘柬埔寨船、一艘廣東船,二艘戎克船,其上分別載運鹽和西瓜。Salm及Kemphaen掠奪二艘馬尼拉的戎克船,但其中一艘很技巧的逃走了。

七月二十六日,明廷指責荷人燒毀大明皇帝的船隻,要荷人賠償戰爭損失,並退回到不屬於中國的大員,貿易方面一定要協商簽約。荷蘭人自恃優勢武力,對獨佔中國市場的大餅指日可望,當然對明朝提出的協商感到不耐煩。

事態已經擴大,大明方面的對策:鄭芝龍將自己擁有的私人海上武力調集,使用全新的英國大炮,配上有長年豐富海上經驗的老員,積極準備戰艦、放火船外,並發出懸賞令,在海澄、劉五店、石潯、安海共集合三十五隻大戰船,一百隻放火船,及其它大小船隻共四百隻,準備全力與荷軍一決勝負。

八月十二日,荷軍企圖登陸,張永產與同安知縣熊汝霖防禦海岸得宜,荷軍未能得逞。八月十四日、十八日、十九日有海上戰事。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有颱風,普特曼斯將船隊開到銅山避風,同時再獲得一百名士兵的增援。九月五日,普特曼斯在銅山避風後,不忘強盜本色,攻擊銅山一帶,搶了一些牛、豬、雞。九月八日,又進行掠奪牛、豬、雞。九月十八日,鄭芝龍與海盜劉香有激戰,劉香敗,逃往澎湖。

崇禎皇帝十分不滿荷蘭人在中國殺人放火掠奪財富,下令派路振飛為巡按查辦,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鄒維璉接到聖旨懲荷。

九月二十八日荷蘭人決議再將艦隊開往金門,但又遇颱風,直到十月初。十月六日,普特曼斯與海盜共同搶劫一個島不知島名但有農夫、有米、有動物的島。

十月十日,荷艦受到中國艦的攻擊,海盜馬上救助荷蘭人,並向普特曼斯邀功。

十月十五日福建巡撫鄒維璉在海澄誓師,令鄭芝龍為前鋒。十月十七日鄭芝龍報告:「卑職督率船隻扼要烏沙頭,據報夷夾板船九隻,劉香賊船五十餘隻,自南北上,遊移外洋。」

十月十八日,荷人見在金門北角有四、五十只中國船艦,故將船隊靠于金門西南角。

十月十九日,荷人收到戰書。

十月二十二日五鼓之時,戰爭爆發,鄭芝龍艦隊140艘,荷蘭艦隊59艘在料羅灣遭遇,荷艦炮火非常猛烈,鄭方用英國大炮還擊,並分艦隊2路包抄,登上敵艦.荷軍除了四艘大划船沉沒外,剩下五艘也受重創,戎克船全部著火沉沒

戰後結局:戰後中國方面明確的要求是:

1. 荷蘭人到非中國屬地去(台灣),不可到中國沿海。

2. 荷蘭人需賠償戰爭損失。

3. 荷人無直接與中國貿易的權利。

明帝國的海軍


明朝的海軍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

根據明朝天啟年間的《武備志》第116、117 卷之“戰船”篇記載,作為明朝水軍戰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為六個型號:

一號福船,也是最大的福船,吃水二丈(6.6米);

二號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

三號哨船;

四號冬船,也叫海滄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

五號鳥船;

六號快船。

明代寧波府500料戰船,船身長12.25丈,面闊3丈,深1.15丈。而宋代海鶻船,總長10丈,闊1.8丈,深0.85丈,與明四百料戰船尺度大小相近。由此可見,鳥船為400料船。

1598年,明朝海軍出動500艘戰艦,開赴朝鮮露梁與日本交戰,此戰一舉擊沉日本戰船450艘。若按照明朝海軍的常規編制(不含一號福船),每營水師編2哨,共510人,配大、中、小戰船10艘,按照共計裝備艦首砲4門,佛郎機砲40門,碗口銃30門計算,50營為500艘(其中二號福船100艘),火砲共計50X74=3700門,船上水師25500人(不含陸軍),僅按照一艘400料來估計,即把所有船只都視為五號的鳥船,則排水量為260噸 X 500=130000噸

這是什麼樣的實力?我們用同時期的西班牙無敵艦隊來作個比較:

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共有船艦130艘:20艘四桅大船、44艘武裝商船、23艘圓船、22艘差船、13艘輕帆船、4艘中船和4艘長船(其中真正的戰艦約60至70艘),總噸位57868噸,火砲共計2431門,海員8051人。

可見明朝海軍的常規編制還是不弱的,但如將一號福船加入編隊的戰鬥序列,那明朝海軍的實力必陡然增加。如果要進一步了解一號福船,我們可以用嘉靖朝前往流球的封舟來參考:“長一十五丈 闊二丈六尺 深一丈三尺 分為二十三艙 前後豎以五桅 大桅長七丈二尺 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而短”(《使流球錄三種》“使事記略”條目),其武備如下:“過海防船器械,佛郎機二十門、碗口銃十門、鳥銃一百門、袖銃六十門、藤牌二百面、長槍六十枝、鏢槍一千枝、鐵甲一百副、盔一百頂、腰刀三百把。”

而此船並不是明朝俞大猷《洗海近事》所記載的一號福船,因為若按照“吃水一二丈”(6.6米)的說法,這艘才倉深一丈三尺的封舟,會成為半潛船的,只不過它的武備可以參考一下。

在明朝最艱危的1633年,封舟舟長20丈,寬6丈,深五丈,比嘉靖時期的還長,還闊,還深,而這個五丈的倉深配6.6米的吃水才合適,由此可見,一號福船之巨大……

在1598年明朝海軍對日作戰時,明朝水軍在出征以前,還特別增加了巨艦的配比,加造了許多包括一號福船在內的巨艦,僅先鋒鄧子龍的標營親軍所乘坐的三艘大福船每艘就可容納300人,可見當時的遠征軍實力之強。

一號福船最直觀的例子是鄭成功的“三桅砲船”,此船屬于大型福船其“樹三桅,主桅高4丈,船長20丈,艙五層,船面設樓高如城,可容300人” ,並配紅夷砲8門,千斤佛郎機40門。

再對比同時期西方最大的戰艦,英國的“海上君王”號,1636年1月開始設計,1637年10月下水,砲數104門(共重153噸),是當時西方最大的戰艦,重1683噸,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門砲,在上甲板上架26門砲。在首樓上有12門砲,半甲板上有14個砲門,還有10門船首砲及若幹尾砲。

不算這個若幹尾砲一共才92門砲,若都是1.5噸的12磅砲,也得138噸,剩下那個若幹尾砲可能是6磅砲,因為英國海軍的24磅砲為2噸,32磅砲為2.5噸,剩下12門砲只有15噸的重量,連12磅砲都不如。

鄭成功三桅砲船的“千斤佛郎機”是一種重砲,鄭成功曾根據在泉洲獲得了一門明朝嘉靖年間(1521年─1567年)制造的“發恕狽輪屏誦磯嘀嘏塚□洹爸厙□錚□□囟十四斤,遠至四五裡”,從重量來看是“千斤佛郎機”無疑,英國火砲都是以彈丸的磅數來劃分的,因為這是砲戰中威力的顯現,而鄭成功的“千斤佛郎機”彈丸重24斤,0.9072斤=1磅,24斤=26.45磅,可見鄭成功的這種火砲比英國的24磅砲還要厲害,是26磅砲。

若僅有若幹12磅砲的“海上君王”號,怎麼和擁有40門26磅砲的船只對抗?鄭成功三桅砲船還有8門紅夷砲!多數的紅夷大砲長在3米左右,重量在2噸以上,和32磅砲差不多,比“千斤佛郎機”還要強,“海上君王”號只有12磅砲怎麼打?又怎麼應付?

英軍軍規嚴格規定,不能遠于400碼開砲(365.76米),所以兩艦對決的時候是近戰,別想躲便宜,12磅砲對26磅砲,100米外三桅砲船能在100米外打穿5英尺橡木,而英國海軍的24磅砲必須在100米距離上發射實心砲彈才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而三桅砲船8門紅夷砲在150米外也有此威力……可見,鄭成功的砲船頗有實力。

另外,英國艦艇使用的磅砲都是前部填裝火藥和砲彈,開砲時需要先從砲口放進火藥包和固著物,接著用推桿把火藥包和固著物推到砲管底部,然後才放入砲彈,並將其與火藥包緊密相連。一切就緒以後,從砲管後部上方的一個小孔把火藥包刺破,然後把引線插入火藥包,瞄準之後點燃,火藥的爆炸力把砲彈發射出去,此後開第二砲的時候,需要用水澆滅砲膛低部的火星,用幹布擦幹,再重復裝藥填彈的過程,射擊速度非常慢。

而佛郎機則是一種後填裝的火砲,運用的是金屬外殼的後膛(有點象老式的開水瓶,有手提把手),射擊的時候臨時安裝在火砲的後端,發射一次後換一個後膛(子銃)。所以射速就快多了,一般配5-9個後膛(子銃),若訓練有素應在20秒以內發射三個子銃,射速奇快。

雖然英國海軍一直以訓練有素著稱,可因為不是後填裝所以也就只能每分鐘2發,都已經算是高效率了,而鄭成功的40門千斤佛郎機均可以在20秒內每門發射三發以上的砲彈,若準備充分,六發也不成問題,如果還有更多的子銃配置(5-9枚),速度將大大超過英國海軍。

除了船堅砲利以外,明朝海軍的戰術戰法也十分先進。

明朝抗倭名將俞大猷(1503-1580年)根據多年海戰經驗所總結的海戰戰法就頗具近代海軍戰術思想,他認為:“海戰不過是以大船勝小船,以大銃勝小銃;以多船勝寡船,以多銃勝寡銃”。這中思路已經非常近代了。所謂“大船勝小船”則是用高大的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犁沉敵船“鬥船力而不在鬥人力”,所謂“大銃勝小銃”則是比拼的火力強度,是以裝備質量取勝的戰法,屬于西方“戰列線”戰法的主要思路,而明軍火砲中“大銃”者為“重數千斤,發之聲動數十裡”的。已經意識到犧牲射程擴大威力的先進的戰術思維。《武備志》上的記載也可以作為輔證:“用火器與浪漕間,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可見,英國海軍改長砲為短砲是由于遠距離攻擊精確性不高,威力不夠而要求400碼(365.76米)以內近戰的思維明朝海軍將領已經具備了。

在近戰戰術上《武備志》裡記載為“發射佛朗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船焚,二也。”這裡對火砲威力和近戰的要求體現得很充分,頗具現代思維。

而“多船勝寡船,以多銃勝寡銃”尤為經典,“以多勝寡”的戰法就是圍攻,而明朝海軍作戰的福船分五號也是這個思路,用小而靈活的小號福船包圍轉向相對不靈巧的敵方大船,用多個方向圍攻的戰術,以快速搶奪有利陣位對敵船形成火力包圍,適時利用船首的“大龍伺淞倍緣薪□膊拷行射擊形成艉射(Raking Fire),這樣比拼的不僅是船只的靈活性,船只的數量和火砲的數量更是重點,即便敵船轉向,在被佔據數量優勢的船只和多個陣位火砲的圍攻下,也無法避免總是處于被艉射(Raking Fire)的狀態。“多船勝寡船”和“以多銃勝寡銃”的結合,是依仗船只數量眾多而形成多個陣位火力圍攻的戰術,這樣的戰術組合就締造鄭氏水軍的“五點梅花陣法"。

此戰法比英國海軍的“納爾遜戰法”(Nelson touch)早出現了一百多年。

萬曆抗日援朝明朝正規軍後勤武裝資料


有少少資料關於明朝末期正規軍裝備資料,可見當時的中國軍隊配有大量火器裝備,且以遠程火炮為主,適合攻城野戰!


明朝正規軍的裝編表: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騎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共計官兵5000人。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杆(步兵火銃);合用藥9000斤;重八錢鉛子90萬個;大連珠炮200 杆(多管火銃);合用藥675 斤;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銃);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騎兵2400人;輜重車夫512人;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 515人;共計官兵6627人。裝備火器:槍1984枝,其中鳥銃256枝;3眼槍1728枝;大小佛朗機共256挺;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 88門。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輜重車256輛。

  根據以上可以看出,明軍裝備的鳥銃並不多,主要以連發近戰的3眼槍:主。這是因:明軍大量裝備遠射程的火炮(數量快趕上現代裝甲師啦!),所以所以對單兵火器的射程並沒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夠兇猛就行,明軍才會創造出三才陣等適合火器的諸兵種合成作戰陣形。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一、3眼槍射擊完畢後,可以拿來當錘使用;二、明軍的鳥銃均負有一個槍叉,和歐洲同時代的火繩槍相同,技術參數差不多,可見威力不小;三、明軍三才陣中,有一種騎兵叫“跳蕩隊”,估計是使用3眼槍的騎兵部隊;四、明軍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騎兵和軍官均裝備輕型鎧甲;五、明軍騎兵裝備火器比例達到48%左右,設想如果有大量騎兵突然沖出施放火槍,一般的軍隊是難以抵擋的;六、明軍騎兵裝備的鳥銃數量極少,主要裝備的是連發多管型近戰火槍。七、戚繼光認?鳥銃也適宜騎兵使用,因此推斷戚家軍的火槍騎兵應當是以槍法準確著稱;八、戚繼光編煉的車營建制應該更接近朝鮮壬辰戰爭時期的明軍,孫承宗在戚家軍戰術的基礎上創建的車營編制比例和現代的裝甲師已無區別,是在平原地區和騎兵作戰的利器;九、袁崇煥的直屬部隊——明朝最精銳的 “關寧鐵騎”,皆裝備有5眼火繩槍,其火力突擊能力在當時天下無敵。

  孫承宗車營的詳細資料之二:全營兵力:各級軍官127名;騎兵、步兵、傳令、雜役等5988名;輜重車夫512名。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准迎鋒車256輛;輜重車256輛;裝備戰馬:官馬296匹;兵馬3024匹。馱運畜力:火器馱駝32只;火器馱騾120頭;輜重車駕牛 256頭。裝備火器:大將軍炮16門;滅虜炮80門;佛朗機256挺;鳥銃256枝;3眼槍1728枝。裝備兵器:弓箭撒袋1273副;大弩256張;長槍、長刀、長斧1280件;火箭7680枝;大棒256條;藤牌256面;腰刀5888口。裝備甲胄:騎兵2500副(包括隸屬中軍的100騎傳令兵);車正128副;管隊臂手97副;車正臂手128副。後勤部隊詳細資料:人員編制:內將官1,中軍1;軍車兵30人;雜役兵254人;車炮兵1622人;全營共1908人。裝備火器:車載佛郎機160門(每門3人); 鳥銃640枝(銃手640人)。車輛畜力:輜重車256輛;駕車用牛256頭。雜項工具:金、鼓、旗幟、響器二套;繩樁96條;拒馬槍256條;火兵尖擔256架;火鐮224把;燈籠354個;鐵楸736把;鐵撅496把;鐮刀1216把;斧頭128把;鑿子128把;鍘刀240口。糧草輜重:米200石;黑豆500石;淇子299石4鬥;炒麵299石4鬥。鑼鍋500口;鐵鍋256口;水袋 500個;水桶256口。全營一次運載軍需物資量可供1萬人3日之用。

Pearl Harbor: an animated diary



















http://plasma.nationalgeographic.com/pearlharbor/

雷伊泰灣(萊特灣)海戰 紀錄片 12 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V-002Om3xE

2008年3月6日 星期四

雷伊泰灣海戰圖集


















































































































































































































































































神風特攻 - Kamikaze


日本武士道所標榜的精神優越感,就是心理上先能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的格言。

先能「不要命」,才能「要人命」。這來自《葉隱》論語的教訓確實非常殘酷。最能體現這種匪夷所思的精神境界,就是大戰末期的神風特攻隊(Kamikaze) !

Kamikaz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bbhUD6Ni0

神風特攻隊 前編 1 - 5 (discovery channe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TlGQ3RB5D8



所謂「神風」, 這個詞源於日本歷史, 在西元 1274 年和 1281 年,元世祖忽必列的蒙古艦隊試圖入侵日本時,皆因颱風而鎩羽而歸,因此這兩個颱風便被稱為「神風」。 日軍建立的自殺部隊,稱為「特攻隊」, 由許多志願執行神風任務的飛行員組成。 不過,大戰後期,美軍軍艦不但配備火力強大的海對空機槍,還由 F6F 地獄貓等先進的戰鬥機護衛, 再加上日本皇軍已損失許多優秀的飛行員,日軍即使採用傳統的空襲,也等於是自殺。

神風任務不是日軍首度採用的自殺攻擊戰術, 在這之前,日軍就實行過「萬歲攻擊」,當時用的是人肉炸彈、自殺快艇和小型潛艇, 不過神風任務是日軍最為人所知、最慘烈的自殺攻擊法。

第一次的神風任務用在 1944 年末期的菲律賓萊伊特海灣戰役 (Battle of Leyte Gulf) 中, 由於成效卓著,日軍便開始訓練更多自殺部隊。 訓練期間很短,為了節省昂貴的飛機燃料,許多飛行員只接受一週的飛行訓練, 甚至使用已淘汰的飛機來訓練。 到了戰爭末期,日軍已經訓練出幾千名神風特攻隊員,準備在盟軍入侵日本本土時派上用場。 日軍還打造專門用來執行神風任務的戰機,可由轟炸機掛載, 幸虧在這些戰機全部派上用場之前,二次大戰就結束了, 不過直至今日,神風任務仍是近代史上最可怕的恐怖攻擊武器之一。.................


神風特攻隊歷史背景

昭和十七年的中途島戰役日本海軍慘敗,損失四艘珍貴的正規空母,以及無數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失去制海權的日本,其輸送船便一直遭受美軍潛艦的威脅,漸漸斷絕了物資補給線,在武器及人員素質均不如美軍的情況下,只好以人命做這種絕望的攻擊,企圖以「一機屠一艦」的方式阻止美軍的攻勢,其實不只是「神風特攻隊」,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還有許多自殺兵器,如搭載人員進行操控的「回天」魚雷,陸軍研發的自殺快艇「陸軍海上挺進戰隊RE」,以及在硫磺島作戰當中的挺身隊,以人員身上背負炸藥衝入敵軍隊伍中的攻擊方式,也就是「萬歲攻擊」,繼零式戰鬥機的自殺攻擊後,日本海軍還發展出一種經過改裝的「櫻花特攻機」,體積小,載彈量大,專門執行特攻任務。

實際上自殺飛機的命中率並不高,但是一旦攻擊成功卻能造成敵軍重大傷亡。

首次任務 - 雷伊泰海戰

日本海軍大西瀧治郎中將當時接掌海軍第一航空艦隊指揮官之職務。他於10月19日的軍事會議上指出,除了把軍機裝填炸藥撞擊美軍航母,讓彼等癱瘓幾週,根本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於是他在10月底從軍事學校中招募的一批23名,由他親自訓練,成績優秀,並自願加入的飛行員學徒。

第一批24名自願者即被叫作『神風特別攻擊隊』,並被分成四個隊分別取名為『敷島 』、『大和』、 『朝日 』 、『山櫻 』。

神風出擊菲律賓

1944年10月25日上午7時25分,五架由敷島隊組成的自殺機由另四架護航機掩護下由關行男上尉領隊, 10時53分,聖.羅號艦空母艦遭自殺撞擊沉沒,另三艘軍艦亦受創嚴重。

1944年10月26日,大和隊八架零式戰鬥機起飛,桑蒂號護航航艦遭自殺機衝撞受重創,另兩艘戰艦亦受損。

10月26日傍晚『聯合基地航空部隊』正式成立。

典型的自殺出擊通常是由三架自殺機、二架護航機組成。

雷伊泰灣的戰鬥中日本海軍損失慘重損失計為:四艘航艦、三艘戰鬥艦、九艘巡洋艦、十三艘驅逐艦、五艘潛艦。(1944年10月24日,武藏號出擊雷伊泰灣海戰,遭到美軍飛機的集中攻擊,中彈25發,魚雷20多枚沉沒)

到了十一月初,聯合基地航空隊已在自殺活動中耗損掉了大多數的飛機,大西遂飛回日本,請求三百架飛機支援,自殺任務但只獲得一百五十架,且部份年輕的飛行員只受過100多小時的飛行訓練,被編成特別攻擊隊後,先調往台灣受訓一周(兩天的時間用於起飛,兩天用於編隊,最後三天練習自殺機進攻戰術)即前往菲律賓執行自殺任務。

讓我們想像一下:「一艘耗費六百一十五萬三千零三十根鉚釘,七百五十萬又七千五百三十六根焊條,焊接總長度達四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公尺。最大的焊接體高度超過十一公尺,重量超過八十噸......」的超級戰艦是什麼樣的光景?

她就是大和號。二次大戰末期,日薄西山的日本發動神風攻擊任務,除了零式戰機、特攻潛艇以外,連超級戰艦也被賦予絕望的自殺任務──登陸沖繩島、支援島上陸軍反攻美軍──但是她只成就了自身的毀滅。在這次死亡行動中,共有三千零六十三名大和號上的官兵伴隨大和號葬身海底,而護航艦隊(包括第二艦隊司令伊藤整一中將及大和號艦長有賀幸作少將)的死亡人數也高達一千一百八十七人。

璀璨即逝的櫻花

為因應飛行員嚴重的不足,稱有人駕駛的滑翔炸彈的『櫻花』,由日本海軍研發而成,並於1945年3月開始正式服役。執行任務前必須裝置於轟炸機上,到達目標物上空再予以施放朝目標俯衝,一旦由轟炸機釋出發射後飛行員即無生存機會。

有人魚雷的研發

一種僅搭乘一人的袖珍潛艇(由母艦在潛航中發送),由兩名海軍軍官仁科關夫中尉和黑木博司上尉所設計發明。

回天魚雷初試鋒芒

1944年11月7日下午,伊三六、伊三七、伊四七等三艘大型潛艇,各搭載四枚『回天』有人魚雷,決定攻擊位於加羅林群島的美軍艦隊停泊基地

1944年11月20日清晨4點15分展開自殺攻擊,美軍一艘油船沉沒,而日本則包括仁科關夫等四位壯士均殉職。

自殺特攻的高潮

1945年4月1月,美軍登陸沖繩島,日本負責保衛沖繩島的是牛島滿陸軍中將指揮的兩個師、兩個旅、和大田實海軍少將麾下的一支海軍部隊和七千名航空軍,總計有七萬兵力。美軍則集結了各種軍艦1300餘艘,共計有十萬名士兵和海軍陸戰隊。日本聯合艦隊的總司令豐田上將,決定將日本幸存的所有艦隻都應投入此次決戰。以大和號戰鬥艦、巡洋艦矢矧號、和五艘驅逐艦(由伊藤整一海軍中將指揮),對沖繩島附近的美軍進攻艦隊,展開自殺攻擊,並配合神風特攻隊與潛艦,以全面性三軍聯合作戰的方式實施特別攻擊。協同支援沖繩島上的守軍戰鬥。作戰代號為『菊水』。

1945年4月6日早晨六時,艦隊駛離瀨戶內海港口,中午12點30分即遭美機攻擊,三小時後大和號被擊沉,三艘驅逐艦被擊沉,另二艘亦受重創2500名官兵犧牲。


1945年6月13日,大田實海軍少將率官兵發動最後一次的玉碎戰後陣亡,而牛島中將於6月22日淩晨和其參謀長穿著嶄新的軍服,並佩掛勳章,在地上舖了一條白布,兩位將軍跪坐,依據武士道切腹自殺時,臉需朝向東京皇宮,一位參謀遞了兩把刀給兩位將軍,在兩人切腹後並迅速砍下兩人的首級,在沖繩島之戰中,日軍有十萬餘人喪生,其中至少有半數是自殺身亡。而美軍亦陣亡一萬二千五百餘人為硫磺島的兩倍。)

旅順大屠殺


一般人對日軍的暴行,比較熟悉的是南京大屠殺,但其實早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日軍已進行過對手無寸鐵平民的大屠殺,充份體現其武士道精神的滅絕人性的一面!當時旅順市的全城平民差不多全遭毒手!

甲午戰爭爆發於 1894-95年,當時日本陸軍大將大山巖指揮第二軍,1894年11月21日開始攻打中國北洋海軍基地旅順港口以後,發生了旅順大屠殺事件。『日本外文書』稱之為「旅順口虐殺事件」,英美稱之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這也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國第一次發威吧!

旅順大屠殺到底犧牲人數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旅順歸還中國之後,中國的遼東接收委員顧元勳,在旅順的遺骨、遺灰埋葬地點建造了一座「萬忠墓」,記錄受難者約1萬8千人。1948年重修「萬忠墓」時,記載犧牲人數為二萬餘人。中國的史學者孫克復、關捷編著『甲午中日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據此主張犧牲者數為二萬餘人。1994年3月,興建「旅順萬忠墓紀念館」時,再行發掘萬忠墓清理後,亦記載「日軍侵入旅順市區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進行了四天三夜野蠻的大屠殺,近二萬無辜同胞慘遭殺害。」

當時居住旅順市的人口約為二萬餘人。據1895年3月號的《北美評論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報導說:「在旅順市街殘留的中國人只有 36人。」他們是用在搬運、掩埋屍體的。

日本的國際法學者有賀長雄,曾擔任日軍第二軍的法律顧問從軍,在他的著作『日清戰役國際法論』(陸軍大學校,1896年)說:當時散布在市街上的屍體總數約2000,其中包含約500具非戰鬥員。當然,日方是加害者,勢必要隱瞞日軍有屠殺非戰鬥員(平民)的事蹟。因為明治天皇在宣戰的詔敕宣布「苟非戾於國際法,各各應衡權能力盡一切手段,期無遺漏」,要求日本軍人嚴守戰時國際法,讓歐美重視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但是在旅順有四名跟隨日軍的外國特派記者,目睹了旅順大屠殺案。

歐美的從軍記者中,除了美國和法國的《前鋒報》(Herald)賈味記者(Garver)被收買而站在擁護日本的立場之外,其他英國《泰晤士報》(Times)柯恩記者(Thomas Cohen),《標準報》(Standard)的維利爾茲記者(Villiers),美國的《世界日報》(The World)克利爾曼記者(James Creelman)三人,雖然語氣有點不同,都強烈地譴責日軍所犯的屠殺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紐約發行的《世界日報》(World)的編輯標題是「旅順港的殘殺,至少有2000個手無寸鐵的人被日軍屠殺」,內容激烈地批判日軍暴行,抨擊日本人為披著文明皮膚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蠻的本性。」還有英國的《泰晤士報》(Times)的記者也證實,日軍將俘虜綑綁著屠殺,甚至還有將平民,特別是婦女也屠殺的事實。

依日本人自己的證言,日本郵船的貨物船遠江丸的一等司機林治寬的體驗,「旅順口陷落時登陸,見死屍相積,三疊疊散在,實為酸鼻之慘狀。內有老、幼、婦女、稚兒。尚有未死而呻吟之聲,今猶存耳。」

當時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則使盡方法來收買外國通訊社,不要把日軍的屠殺醜聞傳到國際社會。例如以機密電信指示在英國的代理公使內田康哉,用錢收買英國的中央通訊社(Central News),要其對《泰晤士報》的旅順大屠殺報導提出不同論調,說對旅順市民的某種殘暴是中國逃兵所為。內田回電說不夠錢收買,外務省即回答從預備金匯送2000日圓。英國的Central News 即獲得充分報酬為日本的情報工作服務。

另一方面,收買路透通訊社(Reuters)則由當時駐德公使青木周藏進行。外相陸奧答應「路透電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為日本傳布有利的信息則給予606英鎊的報酬。當時在橫濱的日本通信社也發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長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訊員。外相陸奧即請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將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戰爭情報向倫敦電送。陸奧對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後,日本政府就以補助金名目,每月給日本通信社一定額的補助金。甲午戰後,論功行賞,日本政府賜給布陵克利「勳三等旭日章」並授與賞賜金5000圓。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兩家,日本政府與前者訂契約給錢收買,後者還是照樣傳布對日本不利的屠殺信息。當時掌握《時事新報》的輿論泰斗福澤諭吉,即撰寫一篇「旅順殺戮乃無稽流言」辯解[10]。經由聘雇的外國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歐美通信社、《世界日報》等提出辯解,努力企圖將屠殺事件沈靜化,日本國內也就忘了屠殺事件的存在[11]。日本政府並未對屠殺事件徹底調查,即以「有關旅順口佔領的誤聞」傳達給歐美各駐外公使,即駐德的青木公使、駐英的內田公使、駐美的栗野公使、駐俄的西公使、駐法的曾禰公使,駐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辯明書,向各國辯解。

但是經由英美報紙目睹旅順大屠殺的記者報導,日本大本營也不得不派人持參謀總長致大山巖軍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順,要求其解釋清楚。大山的回函,雖然承認在11月21日對旅順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殺戮,但辯稱旅順居民很多跟中國軍方有關係而試圖抵抗,或在薄暮時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殺戮;此外對殺害俘虜一事,則強辯是對反抗、逃亡的懲戒;至於有關日軍的掠奪行為,則一概否認。總之,從大山巖對參謀本部的辯解書可以知道,對於屠殺的規模大小或屠殺的原因或許有所辯解,但是日軍第二軍司令部還是承認有「旅順屠殺」的事實。

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為了「旅順大屠殺」事件與大本營協議的結果,決定日本既然戰勝了,為維持日軍士氣,不要調查此事件真相而懲戒肇事者,就以一貫辯解的方針應付國際輿論。.....






武士道與葉隱

總而言之,日本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主君毫無保留的捨命獻身。這種思想也是對傳統儒家「士道」的一種反動。儒家的「士道」講究君臣之義,有「君臣義合」、「父子天合」的人倫觀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

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盡忠是絕對的價值。中國的原始儒學是講仁,講孝道,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乾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

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封建社會階層秩序的尊從,更進一步說「禮儀端正」,才是武士強人一等的表現。武士要「死的乾脆」,君要你切腹自殺你就得切腹自殺,這是日本鎌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葉隱》(hagakure),或稱葉隱聞書或葉隱論語,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葉隱》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之意。此書是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所傳,

《葉隱》所表現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執著,武士道則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當一個人捨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時,就可以看到這世間的真實。武士標榜的是精神上的優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這是日本武士強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葉隱》的教訓真是非常殘酷的武士論語。

例如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在其西方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嘗試斬首,勝茂連續斬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強壯的年輕人,就說「已經斬夠了,那傢伙讓他活吧,這人才免斬得救」。日本軍人侵略中國時的「百人斬」殘酷典型,在此可以窺見!!



日軍在中國一些殘酷行為其實在武士道經典"葉隱" 一書已可見其端倪

Japan's War in colou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I3PGUMRou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EzZBvFpbwQ

武士道與儒家

日本的天皇沒有姓氏的,但有趣的是近代天皇的名字都帶有個 "仁" 字,例如當今天皇叫明仁,昭和叫裕仁,而明治天皇則叫睦仁!可見日本儒家影響頗深!

"仁" 是先秦儒家的核心,仁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愛人,它不僅是一種道德規範,也是一種政治理想,後來孟子就是以"仁政"作為其主張的核心,所謂"民為貴,君為輕",這思想跟漢代以後"外儒內法"以統治者利益為依歸的政治傳統,大大不同!!

日本天皇雖以仁為名,但作為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武士道精神,卻跟"仁" 這個核心價值相距甚遠!

日本接觸儒學,大約以公元285年百濟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獻《論語》和《千字文》為始,以後也是真偽並進。五世紀時,日本從原始的氏族色彩政體轉變為中央集權的“法式備定”律令國家,其律令多為學習隋唐文化的結果,不少內容依據儒家經典而來,但與中國的"外儒內法"觀念一樣,特別強調有利於鞏固專制統治的“以王為主”的忠君觀念,以及“百行之本”的“孝理”。768年,敕稱仲尼為文宣王,“尊孔”日甚。進入鐮倉時代,古代天皇制度解體,政權落入武人幕府手中。

在明治維新前德川幕府統治的兩百多年中,幕府將軍越來越體認名為儒家思想,實則朱子之理學,有利維護封建秩序和倫理道德,可以大用。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奉“朱子學”為唯一正統聖教,並嚴禁“異學”, 憲政二年(公元1790年)和憲政七年(公元1795年)為此兩度發布學禁令。日本學者鳩巢稱“天地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把朱熹學說都看成天經地義了。是時形成的日本武士道德即“武士道”者,突出忠、義、勇、禮,多來自儒家典籍,但把先秦儒家的核心──“仁”放到了一邊了!

宋明理學講求強化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跟中國的宗法制度相適應,因此備受南宋後統治者的推崇,也深深影響到中國的週邊國家,並奉為教條,其結果造成政治上的僵化及專制。中國唐代政治開明,社會開放,思想活躍,中國的科技,文化經濟到北宋發展到最高峰,之後便出現滯後的現象,不少論者認為跟宋明理學的僵化大有關係!!

另一方面,理學帶有強烈的禁欲主義色彩,跟武士道的克己修養相適應,但武士道的克己的修養很容易過份。它有時會壓抑心靈的活潑的思潮,有時會扭曲率真的天性使之變成褊狹、畸形,使感情鈍化,使武士能忍受痛苦不畏死。武士克己所達到的頂點,就是自殺的制度!能毫不畏懼剖腹以示對主君的忠心!


日本武士老照片
http://hi.baidu.com/gayer/blog/item/99130df49d20a66eddc47499.html

武士道與禪宗

所謂“禪”,是梵文“Dhyana”(禪那) 的音譯略稱,“禪那”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是思維真理,靜息念慮之法”。通過“安住一心”,靜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體悟特定的義理。

禪 本是印度佛教的一種修行實踐方式,作為一個宗派,禪宗是源於中國,並且經六祖慧能發揚,在盛唐時成為當時亞州佛教的一大宗派!

日本武士道在平安時代(約A.D.794─A.D.1192)隨著武士團的形成漸漸產生,到武家執掌政權的鐮倉時代,才興盛並發展起來。而這一時代,恰恰也是中國文化向日本傳播興盛期,佛教禪宗也同時在日本落地生根。

這一時期,禪宗與武士之間相互影響著。在鐮倉時代,禪宗有“武家禪”之稱,禪宗與武士道的關系,便是這種雙向互動的歷史產物。故而有人稱“日本禪宗是武士的宗教”。但是,武士道作為一種文化思想,其產生和發展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一般認為,平安中期以後,武士的道德規範已經萌生,當時要求武士不僅要有好的武藝,而且要求不計生死的精神和勇氣,還應有謙讓之美德。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內容。
  
在江戶時代(約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而進一步理論化,當時提倡新武士道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義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過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歷史作用,但也為軍國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種下了禍根。明治維新之後,武士道進一步發展成為軍人的信條,同時也成為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內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釋(主要是禪宗)三位一體的復合型意識形態,比較突出地體現了日本文化的鮮明特征。
  
自鐮倉時代起,武士成為日本社會的統治階層,武士道的內容也大為豐富和完善起來,特別是武士道和禪的結合,使其精神更深層化了。禪宗應該說是以慈悲為懷,與好戰活動本無關系。但在日本,禪卻激勵了武士的戰鬥精神。這是因為禪宗的哲學觀念和修養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藝鍛鍊。
  
“武士好禪”作為一種風尚,起始于鐮倉幕府初期。當時武士興禪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會“政治佛教”的影響和“政教合一”的傳統,二是新興的武士政權迫切需要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後來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歷代武士政權“禪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經驗總結。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勵戰士視死如歸,為君主效命疆場,這一點受禪宗影響極深。禪宗的本體論是它的“空無觀”,它要求人頓悟真如,首先要摒棄一切固有的觀念,認識到這世界“本來無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禪宗看來,生死觀乃是參禪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禪宗認為“生為夢幻,死為常住”。這種“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會迎合武士“勇武”、“無畏而死”的心理,視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給武士們以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
  
禪宗對武士道的影響還表現在武士“家訓”及武士的“禮法”之中。禪宗為了嚴正宗風使禪僧們能排除幹擾,一心悟禪,制定了種種清規。一些上層武士也紛紛效仿,訂立“家訓”和“禮法”,並逐步演變為“武士之習”,即武士道的規制戒訓。最早的武士家訓是鐮倉時代北條重時訂立的《六波羅殿禦家訓》,“六波羅”本是禪宗用語,指體悟真如的6種形式。此家訓共43條,把禪宗清規中的許多條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禮法”的鐮倉武士小笠原貞宗,深諳禪苑清規,並對此極為推崇,便據清規之內容,制定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武家禮法。日本武士道的許多內容,與其禮法頗有關聯,可視為禪宗對其影響的實證。
  
禪宗主張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淨”,武士道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大量吸取借鑑禪宗的主張,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華,排除雜念,摒棄欲望,將此確立為武士的修養及行為規範,成為武士人生哲學的重要內容。
  
禪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選定進路,則必義無反顧;在哲學上主張生死無別,重視直覺體悟。這些都可成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禪之修行特點是單純、直截、自恃、克己的。這些戒律式的傾向,與武士戰鬥精神頗為相合。禪宗除了為達到究極信仰而採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異常的意志力,這也正是武士所必備的。
  
自鐮倉後期到江戶時代,武士中間有許多尊禪者,說明武士的觀念與禪有一種內在關系。為了盡到武士所應盡義務,就應具備兩方面條件,一是不僅在實踐中,而且在哲學觀念上堅持一種鍛鍊主義;一是要覺悟到“常住死”,這正需要如禪家那樣的修養。武士的許多修養方法,與禪是不謀而合的。
  
另外,禪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響及于劍法、刀法、槍法及各種武藝,形成許多武術派別。在進行交戰時,武士只有斬斷生與死的觀念,才能發揮真正的勇敢精神。
  
總之,禪宗與武士道的關系,不僅僅是一種歷史承傳的現象,而且兩者之間有著理性的深層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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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的禪武合一,跟禪宗觀念有很大分別的,禪宗生死觀本為參禪第一要旨,在武士眼中,卻成為無畏而死,視死如歸的精神化境!

武士道精神與神道

日本的皇道思想既是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精神上根源就是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起源於日本鐮倉幕府,後經江戶時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它的精神思想可溯源於宋代的理學,與及漢傳佛教的禪宗,再結合土著的神道宗教思想,日本武士也著重中國的民族英雄崇拜。這些種種就構成武士道精神基礎。

最初,武士道還是倡導忠誠、信義、尚武、名譽的。但它作為封建幕府時代政治的產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禪宗的某些表面的東西而不是它的真諦,儒教和禪宗所不能滿足武士道的那些東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

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論好人壞人死後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

華永正指出:神道是日本國教,是日軍精神支柱,也是日本統治者控制軍隊的重要手段。神道教沒有基督、伊斯蘭、佛教那種仁慈、寬忍和犧牲自我的精神,更沒道家「無為」的思想,而是充滿入世、擴張、利己和好鬥的教義。

它的主要內容是:一、世界至尊之神為天照大神(所以她應該實行「八紘一宇」,統治全世界),二、神武天皇為神的「五世孫」,他在人間的使命是「征服東方,進行統治」,三、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是「現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軍大元帥。日軍是「天孫民族」的代表,按神的意志去征服「劣等民族」,凡戰死者也都是「神」,被奉入靖國神社和各地方的護國神社。這一套法西斯的「種族優劣論」編造的荒誕離奇,登峰造極,當時的日軍就是認為自己是「神賦特權」進行征討殺戮,所以瘋狂殺人,心安理得,毫不手軟。

一九四一年耶誕節前夕,日軍在香港修道院用修女祭刀,便是一種「懲罰異教徒」的「愉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仍然有人企圖恢復這種殘忍的「神道之力」。連年以來,國會議員接二連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很明顯,他們不僅是在追悼包括戰犯在內的「神靈」,而且也是在呼喚神道重新成為「八紘一宇」的精神支柱。

有點像中國政治傳統上的"外儒內法",日本的武士道借用儒家,禪宗的皮毛,包裝著的核心主要是本土的神道教!

日本皇道思想與天皇的神格化

長久以來,日本的天皇與神國思想左右了正統意識形態,日本「祭政合一」的統治模式具體表現在天皇一身,天皇就是天神和神道的世間化身 (現人神)!

日本天皇的名號和神格化最早出現在第六世紀的日本政治改革家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 (574 - 621),是推古天皇的皇太子,一生推動日本仿照 中國隋唐建立一個以君主世襲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體!

不過,聖德太子意識到,支持中國制度的政治哲學與他的最終目的是不相容的。他的目的是在君主世襲制之下,建設強有力的國家。然而在中國,人們相信上天不會允許一個無德的君主行使統治權。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皇帝缺乏超凡的能力,不能滿足治國要求,神就不會支持他,就會用另外一個王朝取而代之。所以聖德太子認為必須擯棄或者至少要修改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習性,否則,將來可能發生的革命,難免殃及天皇家的世襲制度。事實上,在過去的日本已經出現過像雄略天皇和武烈天皇那樣殘虐無道的天皇,如果按照中國的方式,這樣的天皇是不能被容忍的。

中國的儒教文化認為,君權神授,皇帝的權利受命于天,"天" 才是最高的權威。而聖德太子卻改造成為這樣的結構--天皇就是天,天皇自己給自己就可以了,再沒有別的什麼權威來約束了。這樣一來,也就不允許有任何革命了,皇位被賦予了神權,確立在牢固的神權基礎上。從而,聖德太子為日本樹立了與中國不同的政治公理:這就是只能根據血統(來自神的血緣)繼承皇位。

著名日本學者森島通夫先生認為:"誠然,太子的天皇觀是與他面對強大的中華帝國所產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將天皇神格化的做法無非表明了他對天皇家未來的一種危機感。在日本歷史上,聖德太子對發揚保守主義和忠節精神一直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每當日本面臨民族危機,"現人神"的思想就會被反復強調,確實有鼓舞狂熱右翼的效果。"

由於天皇的神格化,日本的天皇家確是萬世一系的,不過亦由於神格化的關係,歷代的天皇一般都不會直接過問政治,

儘管"明治憲法"具有天皇擁有一切大權、行政主導、立法權受限制、統帥權獨立等特點。由於天皇被塑造成"現人神",所以實際上這體制是少數軍閥、官僚、貴族以「天皇」之名行寡頭專權。

維新派籍"王政復古",大政奉還" 恢復天皇統治地位,天皇既需要他們的支持,這些政治寡頭亦要靠天皇名義去有效施政,兩者是唇齒相依的關係!





學習中國,奠定萬世一系天皇制度的聖德太子

戰前日,德經濟

然而跟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一樣,日本的軍國專制政治結構,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結合起來,確實為國家經濟帶來高速發展,1933 - 1939 年的德國人欣逢一次大戰後的繁榮!

日本的情況又如何呢?

日本籍著憲法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這一高度集權的政治秩序結合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實現了以輕工業為中心的蒸汽動力產業革命,或稱“第一次產業革命”;日俄戰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完成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電力產業革命,或稱“第二次產業革命”。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擴建企業投資額達到67477萬日元,相當於過去十年投資總額的兩倍。到1914年,全國已有機械廠1401個,職工87625人,原動力約8.9萬馬力。日本的產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明治維新後靠國家資本大力扶植很快就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從1915年到1918年,日本對歐洲的出口額增加60%,對亞洲增加125%,對南美增加629%,對非洲增加1002%。日本從1915年起開創了對外貿易大幅度出超的記錄,出口額的增長直線上升。貿易以及其他種種收入,使大量黃金源源流入日本。日本的黃金儲備1914年為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過20億日元。日本從戰前的入超國變為出超國,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1914~1919年,企業投資從25億日元增加到400多億日元;公司總數從16,858家,增加到26,280家;雇用五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從32,000個,增加到44,000個;工人由94.8萬增加到161萬。同期,工業總產值由13.4億日元增至65.4億日元,差不多增長了4倍。





佐世保軍港是日本傳統的造船,國防重工業市,1905年日俄戰爭的聯合艦隊就在這裡集結,因為它處於對馬海峽的東側。


30 年代的德國在納綷統治之下,也是帶來一個經濟奇蹟,先不論他的成就也透過掠奪猶太資本,及逮捕異見者至集中營從而制造全民就業假象,但德國人確是沉醉在這種國家榮譽感當中。

1933年希特勒剛上台時,德國經濟幾乎處于崩潰的邊緣,失業率高達33%,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就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納粹黨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為1.3%,而同期美國、英國、比利時、荷蘭的失業率則分別為1.89%、8.1%、8.7%和9.9%。

在著力解決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事業。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治國思想,也是他的社會實踐。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納粹黨的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就約有1000萬人參加了“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過去只有資產階級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德國的普通工人也能夠享受了。納粹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的目標,指令大眾汽車公司去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取經,以最小的利潤率、最低廉的價格大批量生產工薪階層買得起的優質小轎車(順便說一句,大眾汽車公司生產的質優價廉的大眾牌甲殼蟲小轎車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階層最喜愛的車種之一)。事實上,納粹政權小心謹慎地不做任何會激發民眾抗議社會福利政策的事,當時普通德國民眾的賦稅得到減免,退休人員開始享受醫療保險,德國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政權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和人民福利的奇蹟。





1938年德國展出福士甲蟲汽車,德國經濟繁榮,元首推動駕者有其車,制造德國國民榮譽感,向人民宣示,納粹黨不再是街頭暴力政黨,元首是能力超凡的領袖!




可是在沒有對國家權力有效約束前提底下(明治憲法不是憲政民主憲法),經濟的發展卻為德,日兩國人民,也給整個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日本於20世紀30年代以後,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反政黨、反議會的政治運動甚囂塵上,軍部勢力不斷擴張。1931年一些青年軍官製造了“5"15事件”,犬養首相被暗殺,政黨內閣被打倒。1936年的“2"26事件”導致了軍部的進一步獨裁。明治憲法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終於使日本陷入了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深淵,軍部借天皇的名義進行法西斯獨裁統治,議會政治的機能喪失了。明治憲法為軍國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條件。

日本軍國主義挑起的戰爭不僅給亞洲各國人民,也給日本本國帶來空前的浩劫。日本戰敗投降時,戰爭經濟已經破產,陷入了異常悲慘的境地。據日本經濟安定本部1949年報告中統計,日本物質財富損失總額達1057億日元,損失率達36%。由於美軍的轟炸,日本境內有119個城市被夷為廢墟,236萬戶住房被燒毀。船舶總噸位從戰前的630萬噸銳減至戰敗時的153萬噸。日本這個海上大國,連從海外運進所需基本物資的能力也不具備了。戰爭中,日本人口損失268萬,另有600余萬傷殘人員。





1931年 515事件中遇刺身亡的犬養毅首相,是孫中山搞革命時的朋友,也是日本黑龍會骨幹!他於九一八事件中採取對華友善的立場而被刺殺

天皇的權力

日本皇室是世界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儘管日本歷史長期處於封建軍事割據的時代,不乏權傾一時的太政大臣、位極人臣的關白,或是獨掌國政的征夷大將軍,但每一位掌握政治實權的政治人物始終沒有再敢越雷池半步,將天皇家族取而代之。這是日本獨有的政治生態。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實行君主立憲制。像英國君憲制理論上首相才是政府的首腦,國王只是象徵。但日本的情況卻是大大不同,天皇的影響力確實很大,戰前日本平民對天皇很狂熱.日本政府的一切決策都是以天皇的名義發佈的!

究竟戰前天皇有沒有實權呢?

如果從明治維新時所頒的明治憲法觀察,天皇確實有極大權力,因此儘管明治維新為日本邁向政治現代化即自由民權提供可能性,然而明治憲法卻是確立了日本君主專制政治制度。在此大前提下,戰前日本的民權運動,及大正時代的政黨政治,只能是失敗告終!

在1880年時,日本自由民權派的開設民選議院、私擬憲法運動進入高潮。在這一運動的壓力下,1882年伊藤博文一行赴歐考察憲法,把主要目標選在德國。在德國受到了德皇威廉和宰相俾斯麥“弱化議會許可權”的諄諄告誡。當看到普魯士因強調君主大權弱化議會,多次取得戰爭勝利而國勢蒸蒸日上的實情,伊藤博文開始放棄了以往只有實行議會制才是國家文明富強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堅定了確立君權主義的決心。歸國後伊藤博文率領井上毅、伊東已代治、金子堅太郎開始了秘密的憲法制定工作。1889年1月11日,帝國憲法及相關法律公佈。


《大日本帝國憲法》共七章七十六條。第一章“天皇”共十七條。明確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天皇由帝國議會協助行使立法權”,“天皇裁可法律,命令其開會、閉會、休會和解散眾議院”,“天皇統帥陸海軍”,“天皇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等等。憲法第三章“帝國議會”有二十二條。規定議會只對天皇起“協贊”作用,而不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議會只能審議通過天皇政府提出的國家預算和法案。議會對於任免文武官員、統帥軍隊,同外國締結條約、宣戰、講和,都不得干預。議會對於天皇命令特別開支的經費無權過問。議會通過的法案,必須經天皇批准才能成為法律。天皇有批准和否決法律的權力。議會的召開,閉幕以及眾議院的解散,只有天皇有權決定。第四章“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二條規定內閣由天皇任命的總理大臣和國務大臣組成,其職責是對天皇起“輔弼”作用,只對天皇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天皇決定官吏制度,任命各級文武官員。全國大小官員都對天皇效忠。樞密院是天皇的諮詢機關。議會通過的決議,必須經樞密審議同意,才能奏請天皇批准施行。根據上述規定,統治日本的國家權力盡歸於天皇一人獨攬,完全是以立憲之名行君主專制之實。


為了確保天皇對軍隊的統帥大權,憲法明確規定由天皇直接統帥軍隊,不准政府和議會干預。輔助天皇統帥軍隊的參謀本部等軍令機關,直接屬於天皇,不受政府管轄。軍令機關首長有“帷幌上奏權”,政府首腦不得與聞。這就是在“天皇大權”名義下的“軍部獨立”體制。總之,按照明治憲法,天皇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外交權、官員任免權、軍隊統帥權、憲法修改權等所有的大權。這部憲法使君權高於一切,天皇淩駕于國會、內閣和法院之上,並直接統帥軍隊。明治憲法確保了軍部和統帥部的獨立,通過國家根本大法使軍國主義體制確立起來。

由此可見,日本的軍國主義體制,早在明治憲法裡確立發展起來的!





伊藤博文,取師德意志鐵血精神,從憲制上確立了日本的專制政治制度。德,日兩國後來的為世界文明帶來的災難,是一個反面教材化

九一八事變與幣原外交

上面提到"幣原軟弱外交",係指九一八時軍部攻擊幣原喜重郎(日本外長)處理東北問題態度軟弱,然而根據當年的時代雜誌報導,又有不同看法!事實當時的日本政府正在為關東軍侵略行為推卸責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負責處理外交糾紛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一時間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他的表態,關注他處理緊急事務的方式、風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傳承,寄希望於中日衝突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因此,《時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中國的張學良,不是日本陸軍大臣南將軍,也不是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而是幣原。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報道日本策劃的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立“滿洲國”的行動時,將之與美國特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總統當年鼓動巴拿馬獨立,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一事進行比較,並分析幣原是否會是“日本的羅斯福”:

“日本的羅斯福?在南京、廣州、上海,義憤填膺的中國人,把滿洲與巴拿馬聯繫起來。他們說,當特奧多·羅斯福總統需要哥倫比亞的一部領土,以開通巴拿馬地峽時,就發起了一場分離運動。結果,巴拿馬被分離出來。羅斯福總統立即承認其為一個新的、有主權的國家。巴拿馬也立即同意美國修建巴拿馬運河。如果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誰又能阻止它隨後和日本合併呢?中國的愛國者憂心忡忡,關注著“日本的羅斯福”。他會不會是日本著名的幣原外相呢?“(《時代》,1931年10月19日)

按照當年的報道,幣原以及外務省雖屬於日本內閣裏的“鴿派”,但幣原的職責就是向全世界掩蓋真相:

“作為外相,幣原盡力在掩蓋戰爭大臣南將軍在滿洲的‘分離運動’中的責任。他向中國政府和世界各媒體提供一份聲明,他說:‘日本政府已經禁止所有公民支援分離運動,可以確信無任何日本人參與此類運動。’觀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幣原全力進行外交努力,運用各種手段來營造出一種莊嚴氣氛,這樣,不管在滿洲的軍事局勢發生什麼變化,日本都能夠充分從中獲利。”(《時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歡大笑的、聲稱內閣和天皇對關東軍的行動事先毫不知情的幣原,曾經一度使國聯中各西方列強的外交家們感到可親而可信,從而對中國外交家提出的抗議置之不理。美國傳記作家Herbert P。Bix在裕仁天皇的傳記(中譯本《真相》)中,卻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真實的幣原:

“(1931年)9月15日,外務大臣幣原收到一封來自奉天總領事的絕密電報,告訴他關東軍將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侵犯行動。之後幾天的報告使幣原全面掌握了關東軍的陰謀。然而,從滿洲事變發生到後來的幾個月中,幣原作為關東軍的頭號辯護人向西方聲稱,受到損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衛權以維護協約的尊嚴。”(《真相》,第155頁)

“(1931年)11月23日,幣原向紐約美聯社發送了歪曲事實的聲明,不但將挑起滿洲事變的責任,就連佔領北滿洲的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的責任也乾脆推到了中國頭上。他宣稱,‘日本軍並非鐵路周邊的裝飾品’,‘當中國軍隊攻來時,日本軍別無選擇只能執行他們的任務,即,反擊敵人的攻擊,並防止敵人的反擊’。”(《真相》,第170頁)

幣原發揮著個人影響,在世人面前掩蓋真相。但他依然受到更強硬的軍方的攻擊。1931年12月11日,幣原被迫辭職。

幣原的政治生涯卻沒有結束。1945年日本投降後,同年10月,裕仁天皇任命幣原組閣。幣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歷史前臺,這一年,他七十四歲。讓人吃驚的是,重新走上執政之路的幣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行事方式一樣,仍在對歷史真相進行新的掩蓋和改寫。

“東久邇辭職後,幣原首相進一步改寫歷史。1945年11月5日,幣原內閣表決通過了一份關於戰爭責任的文件,這份文件後來成為戰後保守政治家戰爭觀的主要依據。這份名為《關於戰爭責任等問題》的文件表明,保守主義者們認為‘大東亞戰爭是帝國鋻於周邊形勢不得已而發動的’。這等於在說,東條內閣對美國和英國的突襲是出於自衛……幣原內閣不誠實的政策文件則完全將日本從1931年起對中國的侵略和1940年開始對東南亞的入侵置於不顧。(《真相》,第416頁)

讀到這裡,令人無限感慨。把目光從現實向歷史延伸,我們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處遊蕩的修改歷史的幽靈,其實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剛剛戰敗之時,就已經在塵煙瀰漫的廢墟上閃動了。從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強硬態度裏,我們不難看到幣原喜重郎所謂穩健、溫和方式的背後掩藏的強硬與狡黠。現實與歷史竟有如此之連接!

日本財閥 Zaibatsu

日本財閥 Zaibatsu 根本就是軍國主義支柱之一,這些財閥在明治時期透過政府廉售國有企業崛起,政府跟財閥間結合成一個高度壟斷及經濟統制實體。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政府成為財閥的保護傘,而財閥則成為日本侵略的經濟基礎,兩者是分不開的!

自明治維新起,日本的工業化及現代化令她走向產業革命及巿場經濟,向外發展巿場與確保原料供應令日本跟其他西方列強一樣參與經濟帝國主義。朝鮮的農產品,中國東北的礦產,台灣,福建,山東的資源皆視為日本的「帝國生命線」。在這背景下,財閥的壟斷經濟與獨佔巿場就鼓勵軍國主義政策,兩者亦起了相輔相成的效果,三井,三菱等大財閥極力支持擴張外交,因其海運企業,軍需品及鋼鐵工業皆因擴張電獲益不淺。


另一方面大正天皇時代(1912 - 1926)雖然有所謂"大正之春", 兩次的護憲運動令日本的民主政治大有進展,1925年甚至成功推行成男普選,但跟其他由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一樣,政黨政治發展的優負面也會同時暴露。日本財閥力量很大,政黨又與財閥結盟,其政綱易為後者操縱,有「金權政治」之弊。當時日本之選舉出現不少舞弊營私 (情況就像最近的肯亞選舉),賄賂貪污時有所聞,議員操守大有疑問,人民對政黨政治的發展開始失去信心,加上大正時期的內閣任期無一長久,不足以建立真正的民主代議制度。

外交方面,華盛頓會議的挫敗(即1921 的九國公約,限制日本海軍軍備),幣原外交的協調軟弱, 與對華友好的溫和政策皆引起軍部強烈不滿。於是促使後來昭和維新運動的出現,其目的 在於「撥亂返正」,結束大正時期的混亂,為少壯派軍人提供藉口與標榜強硬外交。

20 年代日本的不景氣情況每況愈下,1923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使產業及建設遭受嚴重破壞,新的經濟恐慌出現。政府為了復興,一方面發行公債,一方面則向外國募借外債,通貨膨脹情況持續,至1927年許多企業破產,不少銀行倒閉,股票巿場大跌。當時民政採用緊縮政策,反而使失業人數劇增,令日本人相信政黨無力挽救其出此劣境!!大企業及大金融機構方能在政府的保護政策下生存,日本經濟趨向於獨佔及壟斷地步,也助長少壯派軍人振臂高呼「昭和維新」運動,以重整日本的國力及經濟。

以上就是九一八前日本的社會經濟背景。


日本大正天皇

日本年青參謀

九一八時國民政府可做的不多。首先國民黨內部,仍是派系林立,老蔣只不過是這鬆散組合的名義領導,他實際能指揮的地方不多。

至於全國,當時名義上雖然中國是統一了,但事實上不少軍閥只不過是將旗換了青天白日,但骨了裏仍是軍閥割據。就像東北,仍是張少帥的地盤。在關內歷經連年大戰的破壞下,關外的相對平靜及張氏父子多年的經營,其實力是不容忽視的。當年以數十倍日方的兵力,竟然是不戰而逃,實屬不解。

但九一八對中國的影響是極大的。為何戰後國民政府竟然會將石原這應該是甲級戰犯的人放過?除此之外,亦包庇或輕輕放過了不少戰犯。這是對國人無法解釋的。

介紹各位看看一位旅日華人從日方的資料整理而出有關當年日本軍隊那些年青參謀是如何將亞洲帶進戰爭中。資料翔實及可讀性極高。不容錯過。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63498.shtml


此外,這一本日本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証委員會編的書亦可助我們瞭解當年的歷史。雖然仍有文過飾非的情況,但在日方的反省,已是不錯了。
http://press.xinhuanet.com/szlz/2007-07/12/content_57686.htm

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起先應該是當時關東軍一些激進軍人的 "下克上"行為所策動,而這種下克上的行為在三十年代的日本不斷泛濫,政府亦以愛國理由,對於軍人的不法行徑予以縱容,最終導致日本最後差點覆滅。二十年代末,當時日本的田中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阻礙中國統一,不斷對北仗軍行動作出阻撓,例如1927年的濟南事件就是這個背景下發生,由於收效不大,而當時北伐軍亦陸續收拾各系的北洋軍,田中就考慮扶植張作霖在東北建立一個親日政權,與國民政府對立。不過田中的策略卻被駐守關東軍的一些軍官破壞,當時的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佐認為暗殺張作霖會造成東北大亂,關東軍就可乘機占領東北,然而張被炸死後,東北軍卻密不發喪,破壞了河本大佐的計謀,而張作霖被炸死,亦是張學良於1928年突然宣佈東北易幟的原因,至此田中在東北扶植親日政權的策略就失敗!他自己亦因這此事件而被逼落台,至於河本大佐卻因為其動機出於"無私愛國心"而遭到寬免。接替田中的濱口首相屬於溫和派,對中國沒有田中首相那麼強硬,但中日間的緊張關系卻在逐步升級。1929年初,中國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連、旅順主權,收回南滿鐵路等要求,國內反日運動達到一個高潮。同時日本國內也掀起了反華情緒,如果不是當時中日政府高層的克制,中日戰爭應於1929年就爆發了。 到了1931年5月,中國和朝鮮的農民在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發生衝突,造成多人死傷。在日本的煽動下,朝鮮人的反華情緒爆發,數千憤怒的朝鮮人衝入平壤的華人街,對中國僑民進燒、殺、搶,造成數百中國僑民死傷的慘劇。 同年一個重要日本軍官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開始策劃9·18事變。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以偽造的鐵道爆破事件為由,突然向沈陽的東北軍發動猛攻。張學良卻主動撤離沈陽。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于關東軍只有一萬多人的兵力,無力攻佔東北全境,向政府請求派遣日本的駐朝鮮軍團增援。但當時的若櫬首相和陸軍大臣協商後,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並向駐朝鮮軍司令林銑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銑一郎聽從政府和軍部的命令,九一八事變就會夭折。但林銑一郎也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獨斷地派出三萬多人的軍隊增援關東軍,加上東北軍撤離造成的空虛,致使關東軍迅速佔領全東北。 在這有一疑問就是日皇對二,三十年代軍國主義掘起所扮演的角色,一種觀點是裕仁是責無旁貸的,由 1925 年起日本出兵東北支援張作霖對付倒戈的郭松齡到1928年先後四次下令詔書出兵佔領中國的山東,製造了著名的「濟南慘案」以致到後期所有發動侵略戰爭重大軍事活動,都是他下諭旨批准的。這可從天皇的敕諭、御前會議記錄和日本的外交文書等等可以確定。其次裕仁通過自己,宮廷集團與及宮內大臣可以直接干預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的人選,甚至政府的內閣人選。例如荒木貞夫、板垣、永野、東條英機、犬養毅、齋滕實等等。另外他自己亦可直接干預日本軍部和政府的決策和政策,例如通過在宮中的大本營會議、御前會議、大本營聯絡會議、最高指導會議、最高統帥命令等決定軍隊及各項侵略策略!另一觀點卻認為裕仁其實只是日本軍閥的傀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就發生一次“十月事件”當時一批軍人要發動政變廢黜裕仁立其皇弟宣仁為天皇,一九三二年日本首相犬養毅被“激進民族主義者”殺害後一批軍官又想廢黜裕仁。廢黜不成就編造流言蜚語稱其不是嘉仁生的是近衛篤的兒子是和嘉仁的女兒換的。 裕仁的弟弟宣仁就是那個 高松宮宣仁親王 和 秩父宮雍仁親王,雍仁是當時軍國主義者的偶像。在二二六政變時一度要取代裕仁,就是在日本戰敗後還大肆攻擊裕仁“如果我坐這把交椅就把家搬到北京紫禁城去,你們也來個定國公、安國侯做做”云云,當然日本皇室始終無法像滿清一樣入主中國!!


秩父宮雍仁親王

十五年戰爭

日本稱為十五年戰爭,指從1931年九一八至1945年戰敗為止。中國則叫八年抗戰,指1937年七七至1945年。那一個說法較為正確?我認同日本人的叫法。九一八是中日間問題的關鍵。九一八日本差不多不費一兵一卒就將數十倍的東北軍趕走而取得如斯大片的土地及東北軍的軍備及東三省的資源,簡直好像是中了六合彩一樣。九一八之後,日本的侵略中國走上了不歸路。就算七七打不成,八七或任何的一日,中日的大戰必會發生。張學良作為當年東北的實際領導人,要負上絕大部份的責任。當年只要東北軍作出抵抗,不讓日本人如斯容易得手,中日間的結局,絕不會如此。中國損失的不單是喪失了如斯大片的土地及資源,而是給日本昭和軍閥及政客一個政治及軍事上無能的印象。他們認為只要稍為加大壓力,中國必會退讓,所以在其後的中日談判上,日方對中國是絕不退縮地壓迫!!除此之外,九一八對日本的政治生態做成了極大的改變。1931年是世界經濟崩潰的時候。日本的出口極受這風浪打擊。政府是希望減省軍費來改善經濟,於是造成了軍政間的沖突。九一八時,當時的內閣是打算克制的。但日本的軍方在如此輕微的代價獲得大利,政府不得不服從於這既成的事實(九一八日方的得利,減少了受世界經濟的沖擊)。這是軍方極度輕視政府的原因。同年十月,日本就發生了「十月事件」,軍人政變將內閣成員殺死。這之後,政府只成了軍閥的「補鑊」工具。日本軍閥眼中絕無政府的存在。及至廣田宏毅在二二六政變後上台,為了安撫軍人,更恢復了現役軍人為海陸大臣的規定。政府的更替變成了隨軍閥的喜好!!這情況下,日本的軍人成了癌細胞一樣,必將吞食全身而後已!!

諾門坎戰役

1939 年爆發的蘇日 諾門坎戰役,亦是日軍放棄北進戰略其一關鍵戰役。1939年4月 日本東條英機為了逼使蘇聯放棄對中國軍援,及解除其對偽滿州國的威脅,於是指示關東軍在中蘇蒙邊境地區發動一次突襲!............................................................1939年5月11日,蒙古軍隊在距海拉爾以南約 200公里的諾門坎地區(位於今蒙古東方省的中蒙邊境)與偽滿軍發生衝突。15日,駐海拉爾的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向蒙軍發動進攻,衝突規模逐步升級。日軍仗著有裝甲部隊和重炮,在衝突中明顯佔了上風。他們侵入喇嘛廟一帶,並就地構築工事,擴大戰果。關東軍企圖利用這一契機永久佔領哈拉哈河東岸有爭議的大片草原。駐蒙蘇軍根據蘇蒙同盟條約,出動一個機械化步兵團、一個炮兵營前往邊界,援助蒙軍。妄自尊大的關東軍認為向蘇軍顯示實力的機會到了,便在諾門坎地區大規模集結兵力,準備給蘇軍以重創。名將朱可夫臨危受命日本在諾門坎地區發起的挑釁令史達林感到有些費解。日本人究竟想幹什麼?這是不是對蘇開戰前的試探?他意識到必須當機立斷,挫敗日本人的野心,穩固蘇聯的遠東邊界。5月21日,史達林急召朱可夫到克里姆林宮,想讓這位名將出馬,狠狠地教訓日本軍隊。朱可夫曾在1938年被史達林派往中國,擔任駐重慶的蘇軍首席軍事顧問。他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侵華日軍的作戰特點,頗有心得。朱可夫知道蘇軍擁有的重型武器裝備決不亞於日軍,且蘇軍的主戰坦克、自行火炮與殲擊機的作戰性能已稍超過日軍,只要指揮正確,定然能奪取全勝。朱可夫欣然接受了要他出任駐蒙古的蘇軍第一集團軍司令的任命,並向史達林提出了要求,那就是統帥部務必在一個月內從南歐、外高加索與白俄羅斯抽調兩個坦克師、一個機械化炮兵師開赴諾門坎前線。此外,朱可夫還要求火速增加三個航空兵師和四個機械化防空炮團。史達林同意了。次日,朱可夫就帶著參謀長等隨行人員飛赴伊爾庫茨克,再轉飛往貝加爾蘇軍司令部調兵遣將,約見蒙軍將領,共同研究作戰方略。在諾門坎地區,一場大戰一觸即發!日軍發動奇襲,妄圖攻佔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日本方面也在繼續為擴大戰事作準備。5月30日,日軍參謀本部將第一飛行聯隊編入關東軍,以加強空中打擊力量。6月中旬,日軍大本營又正式批准了關東軍擴大使用兵力於諾門坎地區的許可權,任命關東軍副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將為前線總司令。他是日軍高級將領中“北進派”代表人物之一。這回,荻州立兵認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他向軍部首腦們保證:只要後勤補給充足,定可在一個月內解決戰事。1939年6月下旬,日軍參謀總長武藤指示:“地面戰鬥行動,大致應以貝加爾湖以東地區為界限。”這就等於批准關東軍可以超越邊界爭議地區,進入蒙古內地作戰。緊接著,日軍前線部隊的援兵陸續到達,參戰部隊除第23師團外,還有第7師團主力、第2師團以及第4師團和關東軍直轄的全部炮兵。為減少日軍的傷亡,荻州還調集兩個旅的偽滿軍隊開到前線。他們的裝備尚可,但官兵們士氣低落,都不願意為日本主子充當炮灰,又不敢抗命。荻州只好下令讓這兩個旅的官兵挖壕溝地洞,運送軍用物資。7月1日,日軍出動百餘架轟炸機,在零式戰鬥機的護航下,轟炸了蘇軍和蒙軍的後方基地等重要目標,大戰正式拉開序幕。蘇軍誘敵深入,日軍損失慘重1939年7月1日下午,荻州接到航空隊指揮官發來的電報。他得意洋洋地告訴幕僚們:“空軍將士們幹得很出色,他們已擊毀蘇蒙軍的一系列重要目標,兵站、糧庫、軍火庫都燃起了大火。尤為值得慶賀的是蘇軍兩個飛機場都完蛋了,飛行員們從空中望見蘇軍多架飛機被炸得起火爆炸。”野村參謀長等人用勁鼓掌,眾人又振臂歡呼。當日深夜,關東軍第23師團主力渡過已退潮的哈拉哈河,攻擊了蘇蒙軍隊的兩翼。蘇蒙守軍似難支撐,且戰且退。日軍乘勝前進,卻沒料到中了朱可夫的“誘敵深入”之計。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成千上萬的日軍遭到蘇軍的遠程重炮和坦克群的猛烈攻擊,傷亡慘重,不得不撤退到哈拉哈河東岸。接下來的是草原上的拉鋸戰和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坦克戰。雙方各出動幾百輛坦克,在草原上激戰。最終,日軍大敗。近二百輛坦克與百餘輛自行火炮被蘇軍性能優良的主戰坦克擊毀,數百名坦克手戰死,關東軍吃了大虧。在激戰中,蘇軍飛機頻繁出擊,炸毀日軍幾處炮兵陣地。原來,朱可夫採用的是“後發制人”戰術。他在開戰前即令蘇軍製造假像,以百餘架木製飛機模型冒充戰機。蘇軍幾百架參戰飛機則躲入日機航程之外的伊爾庫茨克等地的地下機庫,伺機反擊。上當的荻州損失慘重,只好向軍部請求增援。7月25日,日軍又緊急抽調華北方面軍第5師團出關參戰,同時做好調用華北方面軍第14師團及2個野戰重炮兵聯隊參戰的準備。朱可夫運籌帷幄,沉著應戰,擊退了日軍的反撲。8月中旬,在強大的航空兵掩護下,蘇軍坦克部隊開始反攻,日軍全線潰敗,其中第23師團被蘇軍坦克群包圍,許多聯隊指揮官在絕望中切腹自殺,被蘇軍坦克碾死的士兵更是不計其數。在這次大戰中,蘇蒙軍僅傷亡6000余人,損失飛機78架、坦克113輛。日軍則傷亡逾5萬人,光是戰死的就有2萬餘人,裝備損失是蘇蒙軍的5倍。諾門坎戰役確保了二戰中蘇聯東部邊境的穩定1939年9月15日,日本被迫與蘇聯在莫斯科簽訂《諾門坎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戰。為追究責任,日軍大本營在戰役後期撤換了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軍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陸軍中將;戰後一個月內又陸續免去了參謀本部次長中島鐵藏陸軍中將、作戰部長橋本群陸軍中將及關東軍司令部作戰部長和所有作戰參謀等將佐的職務,關東軍內的對蘇“強硬派”幾乎被一掃而光。諾門坎戰役不僅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也讓日軍看到了蘇軍的強大戰鬥力。這場戰役樹立了蘇軍對日軍的心理優勢,也奠定了蘇聯遠東邊境地區的穩定,它也是日本放棄“北進戰略”,未敢與希特勒聯手從東方進攻蘇聯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使得衛國戰爭開始後,蘇聯得以避免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精力對付納粹德國,從而迅速扭轉了戰局。


中國戰場對莫斯科會戰的影響

以下這篇文章分析了中國戰場對整過二次大戰戰局的影響,特別是日軍在中國戰場被拖延,逼使日本參謀部放棄了北進(攻擊蘇聯)的戰略主張,而最後採取了南進策略,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搶占東南亞的石油資源 (1941年 日本的石油儲量僅能支撐戰爭消費一年半,這正是急於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其一原因)!

中國戰場對莫斯科會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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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德戰爭經濟學

德國的戰爭經濟准備

在德國為擺脫凡爾塞和約而苦心重整軍備的同時,“總體戰”思想逐步成形。德軍副總參謀長魯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總體戰》一書,強調戰爭需要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對國家進行改造﹔要動員包括精神和經濟在內的全民力量參戰,不惜採取任何手段消滅敵方軍隊和平民。同時,針對德國的國情,必須擴大戰爭資源自給程度,預先儲備戰略原料,保証海外來源。這些思路無疑是后來納粹戰爭實踐的重要參考。

重整軍備的前提是經濟轉入戰爭軌道。1933年7月,納粹命令一切工業組織都要成立辛迪加,控制國內市場和價格。並向企業派出領導人,在經濟部門實行“領袖原則”。

在擴軍過程中,德國中央財政隻能負擔軍費開支的2/3,為此,納粹除了沒收“國家敵人”的財產(僅剝奪猶太人資本就獲得60億——80億馬克),還動用了一切財政手段:控制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商業銀行,政府有權在緊急情況下處置所有公眾資本存儲中心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等大規模公眾資本﹔削減福利開支﹔發行國庫券、特種匯票和稅票。

1932——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提高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1934年初,德國國防工作委員會批准了動員24萬家工廠供應戰爭訂貨的計劃。1933——1936年,德國新建300多家兵工廠,包括55家飛機廠、40家汽車和坦克廠、70家化工廠、15家造船廠和80家火炮廠。到1939年入侵波蘭前夕,德國工業產量已超過英國,僅次於美蘇。

但擴軍備戰並不能真正解決危機,反而使1939年德國出口下降,財政惡化,外匯和黃金儲備僅五六億馬克,國債卻高達600多億馬克。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說:“對德國來說,經濟上的困窘也同樣變成了推動力。……惟一的,或許對我們值得夢想的補救辦法,就是要爭取獲得更大的自下而上空間。”戰爭已不止是一種誘惑,也成為一種必然。

1940年7月31日開始准備侵蘇時,德軍估計需要120個師,8月2日總參謀長凱特爾要求戰時經濟與軍備局制訂裝備180個陸軍師的軍備計劃。到1941年2月,半年之內德國軍火生產增加近60%,其中彈藥增加100%,坦克增產25%,全國及佔領區鋼產量3180萬噸,石油480萬噸,煤4.39億噸,整個西歐還有4876家工廠為德國生產軍火,一時間德國工業基礎超過蘇聯50%以上。

蘇聯的備戰

蘇聯的備戰要追溯到1926年的工業化。作為利用“一戰”亂局革命成功的惟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和平建設帶有超強的備戰色彩。

1928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標志著蘇聯工業化的全面展開,1931年世界機器設備的出口總額有1/3是蘇聯購買的,次年更高達50%,這一年工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也上升70.7%。1933年開始的“二五”計劃建成工業企業4500個,工業總產值增加1.2倍,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戰前13年,蘇聯累計國防開支1701億盧布,隻略低於1850億盧布的工業投資總額。

蘇軍的戰爭准備,特別是計劃中的機械化裝備規模之大,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已達脫離實際的地步。蘇軍人員從1933年的85.5萬擴編到1939年初的194.3萬人后,1941年6月又增加到500余萬人,陸軍計劃從98個師增加到303個。

1941年3月,蘇軍總參謀部擬定了工業轉入戰時生產的計劃,但裝備生產嚴重滯后。改編要求坦克部隊擴充到61個坦克師和31個摩托步兵師。每個師分別應配備375和275輛坦克,共計31400多輛,戰前一共隻得到7000多輛,其中新型坦克隻有26%。改編要求一年內新建25個航空兵師和106個航空兵團,其中半數裝備新式飛機,但直到德軍入侵時,也隻有19個團完成改裝。結果戰爭爆發一個月,蘇軍原有編制計劃就被迫大幅縮減,航空兵師由4——6個團減為兩個團,每團飛機從61架減為22——32架,步兵編制縮小25%,火炮減少52%,汽車減少64%,摸索之中的機械化軍則全部撤銷。

用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話說:戰爭前夜的蘇軍是一台功能強大,但還未組裝完成的機器。這也是為什麼希特勒急於動手,而斯大林竭力避免在1941年交戰的原因。

開戰后的雙方實力

從定下侵蘇決心到1941年春,隻剩不到一年,高估了自己的希特勒和德軍統帥部把賭注押在了速決戰上,認為侵蘇戰爭隻需五個月,不必也不可能全部換裝和總動員,隻需繼續執行“四年計劃”和“寬度軍備”(即軍事工業的面鋪得很寬,但規模不是很大)方針,主要通過現有軍工力量的全速運轉來滿足需要。

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蘇聯各方面損失慘重。當年9月,失去150萬平方公裡國土,約7500萬人口淪

陷敵后,一年內蘇軍戰斗減員804萬,其中死亡250萬人,被俘434萬人,傷殘120萬人。開戰半年,工業總產值跌至戰前的48%,黑色/有色金屬板和軸承等關鍵武器材料生產一度停頓。

但是,蘇聯的后方動員機制很快運轉起來。

工業東遷是蘇聯戰時動員的重要措施。6月24日成立的疏散委員會從6月29日就安排了11個航空廠搬遷的計劃,到1941年下半年從西部搬遷了2593個工業企業的設備和大量物資。1942年5月,基本完成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企業的轉移,第二階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區企業。不少內遷企業平均不到兩個月就在新址開始運轉,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開工。1941——1945年,僅烏拉爾地區就生產了44萬門火炮、13.6萬架飛機、10萬輛坦克和自行火炮。

蘇德戰爭爆發六個月后,德軍被阻於莫斯科城下,傷亡近75萬人,4000輛坦克損失2750輛,到1942年3月底,傷亡增加到100多萬人,佔東線總兵力的1/3,40萬“后備軍”在1941年8月就已抽調一空,而前線還需要13.2萬人。在1942年開春前,德軍不惜抽調工人、后方人員和西線部隊,為東線補充了40多個師,但到當年7月仍隻有284.7萬兵力,夏季攻勢開始時隻有8個師完全做好了進攻准備,主攻部隊也隻有一半的實力。到年底,雖然德國的仆從國軍隊增加到72.5個師,使總兵力達到266個師620萬人,仍低於蘇軍的659.1萬人。

由於連年消耗、急功近利的軍備方針、組織管理不善和勞動力及原料的制約,德國的戰爭經濟並未達到預期水平,彈藥產量大幅降低,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產不足,步兵火力受到削弱,空軍缺少戰略轟炸的遠程兵器,海軍裝備差距更大。

蘇聯也面臨巨大壓力。首先是食品供應極為困難,其次是勞動力缺乏。但到1942年夏,蘇聯完成了國民經濟戰爭轉軌,有1200家東遷的工廠和850家新建工廠投產,東部地區工業產值的比重從1940年的28.4%上升到70%,僅東部的軍工產品產量就已超過德國。1944年,蘇聯飛機年產量達到40300架,坦克28983輛,火炮122500門,均數倍於德國。

第三帝國的黃昏

1942年年初,希特勒不得不承認,閃電戰沒能擊敗蘇聯。同時,德國佔領區開始縮小,所能獲得的戰略資源已達極限,重工業原料和人力資源短缺嚴重,不得不實行國家經濟的總動員,“戰爭經濟”真正開始。

1942年2月,施佩爾被任命為軍備與軍需部(1943年9月改組為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部長,開始德國工業的大改組。另一方面,德國加緊了掠奪,1942年從仆從國獲得物資20.08億馬克,1943年從西歐被佔領國運走物資42.3億馬克。應該說,這一時期德國軍火工業顯示了驚人的適應與生存力,1944年7月武器生產達到頂峰,比1939年擴大5.3倍,這一年的飛機廠從1943年的80家增加到550家,全年飛機產量39870架,其中戰斗機30511架,是1941年的6.6倍,坦克產量增長33.9%,達到2.7萬輛,火炮增加50.3%,達到8.7萬門。

然而這一結果也是殺雞取卵,畸形發展,1943年德國產品有4/5為軍用品,農牧業生產不斷下降,工業生產在1943年短暫地達到頂峰后開始下滑,鋼鐵、煤炭和電力等重要基礎產業陷入停滯,到1944年上半年,多數重工業產品產量下降,戰略物資儲備越來越少,加上運輸困難,都從根本上動搖了軍工生產的基礎。

1944年4月,蘇軍打出了戰前邊界,6月盟軍登陸西歐,兩線受敵的德國進一步陷入困境,戰火很快進入德國本土。雙方戰爭經濟的實力對比迅速傾斜,1944年,蘇美英三國軍火產量與德國之比達9:2。盟軍不斷升級的戰略轟炸將潛艇廠、飛機廠、滾珠軸承廠、煉油廠、合成橡膠廠和汽車廠依次作為六類最重要目標,施佩爾后來承認:“搶救空襲造成的破壞動用了數十萬士兵。”到1945年3月,柏林戰役前夕,德國鋼的平均月產量隻有1944年的15%,煤為16%,坦克月產量也從705輛跌至333輛。至此,德國已談不上戰時經濟問題。

縱觀蘇德戰爭,蘇聯人沒有什麼特別高明的戰略戰術和冒險行動,決定因素是自己像北極熊的體量一樣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超強的意志和忍耐。開戰頭幾個月德軍俘獲蘇軍就達360萬,大出意料之余,也以為蘇聯后備力量已經不多,在莫

斯科城下精疲力竭的中央集團軍群總司令博包克說:“此時誰投入最后一個營,誰就能取得勝利!”不料蘇軍統帥部又動員了九個集團軍的預備隊。開戰不久,希特勒也對蘇軍的實力深感震驚,他曾對古德裡安說:“如果我早知道你那本書(指《坦克,前進!》)列舉的蘇聯坦克數字是真的,也許就不會發動這場戰爭了!”

德國不光經不起作戰力量的對等消耗,甚至經不起不對等消耗,蘇軍在東線損失30萬人以上的戰役不止一次,但仍能動員出更多的力量,而德軍在莫斯科一役便無力全線進攻,斯大林格勒一役更使其陷入被動。如果說對蘇聯動員潛力的估計受蘇軍軍事建設的絕對保密所限,那麼希特勒和德軍將領們認為蘇聯民心會很快瓦解,隻能說是種族主義的狂妄和對蘇聯國情缺乏了解。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5年第16期

德國與蘇聯的實力比較

德國與蘇聯的實力比較--

1941年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蘇德戰爭正式爆發。在此之前,蘇聯的軍事裝備和軍人綜合素質都不在德軍之下,由于蘇聯在三十年代的經濟增長,使得投入于軍事準備的經濟能力大大增強,這十年裡,蘇聯的整體軍事實力已經世界上最強的幾支,和德軍的整體實力差不多。但結果卻是,在三年的蘇德戰爭裡,蘇聯共死亡了包括1000萬士兵在內的2000萬人,平均每天死亡3萬多人。在戰爭進行時,蘇聯的軍工機器一直沒有停下來,共生產了約10餘萬輛坦克和火砲。

蘇聯的面積是2200萬平方公裡,人口近2億;而德國的面積是37萬平方公裡,人口不過5、6千萬。德國沒有豐富的戰時資源可供使用,而蘇聯的資源是世界上最為豐富的。從資源上的實力分析,雙方不是一個等級上的。蘇軍一開始就被動挨打,每次戰役都會10萬10萬的士兵被俘或被殲,而且蘇聯還有美國在太平洋和日軍作戰,牽制了日軍的北進;同時英法及歐洲反法西斯軍民在西歐、南歐、以及北非幾條戰線上和德軍抗戰,使德軍整體的軍事實力的總值分化掉一部分,可以說德國是以其最多60%的綜合軍事實力來同以近95%的綜合軍事實力的蘇軍在蘇聯本土進行戰爭,蘇聯在雙方的戰爭條件上佔著比德國多得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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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當時是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可見德,日的綜合國力,本身是給對手比下去!除非日本能於短期內擊敗中國,即 1941年偷襲珍珠港前,日本可以利用到中國的龐大人力及原料上支援,否則很難扭轉到雙方的對比,又或是日本聽從德國的建議,從遠東夾擊蘇聯,蘇聯投降後,則德國從中亞進軍至巴格達,中東原油資源則差不多是囊中之物!德日兩軍會師,則二戰結果或許有機改寫。

日本與美國實力比較

1、戰爭潛力:由于國家戰爭機器的高速運轉,全國的富餘勞動力都充實到軍隊及相關行業當中,日本國民經濟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顯得空前“繁榮”, 使得日本人錯誤地認為本國經濟與軍事實力都超過了與他們最大的敵人美國。而此時的美國已經歷了十年左右的經濟大蕭條。經濟危機的深遠影響使得整個美國經濟依然‘疲軟’。但盡管如此美國的綜合國力仍遠高于日本。

這裡簡單的舉例一組數據:
1、美國的人口高于日本近兩倍;
2、美國的國民收入是日本的7倍
3、美國的鋼鐵產量是日本的5倍
4、美國的煤炭產量是日本的7倍
5、美國的汽車產量更是日本的80倍_

此外,美國工廠的現代化和自動化水平要高于歐洲和日本,美國人的生產管理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兩方面結合起來,美國工人的人均生產力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已經基本無潛力可挖掘,日本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國內的軍事、經濟以達到頂峰,也就是說如果日本不能利用現有的力量迅速消滅對手,那麼進入消耗戰後,日本必敗無疑。

2、軍工生產:1941-1945年日本共生產了航母17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9艘、驅逐艦63艘、潛艇147艘。而在同一時期美國生產了航母(包括護航航母在內)131艘、戰列艦10艘、48艘、驅逐艦355艘、護衛艦498艘、潛艇203艘。僅從數量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日美在生產能力上的差距,小日本整個二戰期間僅僅建成了63艘驅逐艦而美國在同一時期卻有七百四十餘艘反潛艦艇建成下水!

日美雙方作戰飛機年產量對比:盟國不僅在飛機數量上佔了上風,而且在戰爭中不斷推出新型飛機,到了戰爭後期美軍的飛機性能已經遠遠優于日軍。反觀日本,在整個二戰期間基本上都在使用‘零’式或其改型。‘零’式從很多方面來說確實是一種非常優秀的戰鬥機,但是到了1943年其性能已經明顯落後于美國的新機型(由于日軍輕視對飛行員的保護,只注重飛機性能,過量採用木質材料與蒙皮,‘零’式在被擊中後很容易起火燃燒,導致機毀人亡)。在美國生產的飛機中約有97810架是多引擎轟炸機(雙發或四發),而日本僅僅生產了15117架(基本上是雙發機)。因此,無論是從飛機生產數量上,或是從飛機總載荷上看,兩國之間的差別都非常之明顯。

由于工業基礎和技術能力上的差距,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陸軍根本談不上機械化,其重型裝備供給量與實際需求之間差距甚遠。

1941-1945年,日軍只生產了604門口徑大于105毫米的野戰火砲和70-105毫米口徑火砲6512門,而同一時期美國卻生產了重砲7803門,其他中型口徑火砲27082門。1941-1942年,日本將坦克生產列入了A級(即最高級別),但由于科技水平和生產工藝的落後,日本只生產了中型坦克1065輛,輕型坦克1024門。而美國卻生產了中型坦克24997輛,輕型坦克4052輛。要指出的是,二戰時期日本的中型坦克無論是火砲威力還是裝甲厚度都只能相當于盟軍的輕型坦克。由于日軍坦克在戰鬥中的表現欠佳,到了1943年坦克的生產被降到了D級。日本不但缺少坦克,車輛也是日軍的軟肋,日本車輛生產在頂峰時為1941年的47901輛,而美國在1943年的汽車生產量卻達到了621502輛。

除了重型裝備,其它武器日本的生產數量也是嚴重不足。1941年底日本的武器庫足夠裝備103個師團,陸軍戰鬥序列有51個師團和59個旅團。戰爭初期陸軍的武器彈藥的產量和消耗量大體相同,但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軍隊數量急劇增,而日本的武器彈藥保有量卻沒有明顯的增加。1943年日本陸軍規模從240萬人升到310萬人,美國則從415萬人激增到了889萬人。到戰爭結束時日軍的武器彈藥雖然可以裝備104個師團,但其戰鬥序列卻達到171個師團,這還不包括日本大量的準軍事人員。

1940年統計,日本本土人口7314萬,雖然強征了大量中國和朝鮮勞工,但並不等于這樣騰出來的本國人力就能形成戰鬥力強的部隊。事實上,太平洋戰爭前6個月日軍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的勝利正是依靠多年積累的精銳部隊。1944年日本有1335萬名女性勞動力,但其中的780萬人從事的是農業和林業工作,只有225萬人參加工業及軍工生產。而美國1941年就有1460萬名婦女參加工業生產。

二次大戰時各參戰國經濟,軍事力量

二次大戰時,各參戰國經濟,軍事力量大致上如下:-

1、美國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1940年美國GDP達到2000多億美圓[1940年的匯率],但美國這時依然享受著大西洋天然壁壘的優越,陸軍只有可憐的10萬人,遍為4個步兵師和1個坦克師和1個後備預師,坦克的數量只有300多量,甚至排在波蘭後面,勉強做個世界第七.
美國參戰後,在其經濟實力的支持下武器生產能力大增,到1943年已經成為盟軍軍火的主要供應者[具體武器生產狀況如下].到1945年,美軍總兵力達到1050萬人其軍事工業的規模已經發展到可以年產飛機4萬架,坦克2萬輛的水平,二戰時美國共生產8萬輛坦克,有進4萬輛是位于底特律的克萊斯特工廠生產的M4謝爾曼坦克.

2、 蘇聯是二戰時期軍事實力最強盛的國家,蘇聯是世界第二工業國,蘇德戰爭初期其GDP達433億美圓,軍隊人數任何時期一直維持在600萬人以上二戰末期達到了鼎盛的1200萬人,這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最龐大的軍隊了,二戰期間蘇聯共生產了10.8萬輛坦克和自行火砲,但有近7萬輛在戰爭中被擊毀,蘇聯強大的生產能力及時的補充了這些損失.

3、 德國在希特勒的嚴抓下,1940經濟總量達到561億美圓,基本度過了經濟危機,軍火工業生產開始全面的運轉,其軍火產量在1939年就已經超過英法之和,以坦克生產為例,1940年生產坦克2500餘輛[3型為主],1943年達到了頂峰7600餘輛,隨即就有3000多輛開往庫爾斯克,包括200輛新式的5型黑豹坦克,後來多生產虎 豹坦克,數量有所下降,質量卻在上升,由于盟軍的轟炸和資源短缺,德國經濟在1945年開始出現崩潰.

4、英國在歐洲孤掌難鳴,國內經濟不景氣,其經濟和資源的維持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殖民地和美國的支援;法國已經戰敗,其勢力範圍退縮回在非洲的殖民地

5、意大利早在1940年時就已經爆發的經濟危機,在加上意大利軍隊的接連失利,國內罷工浪潮高漲,1943年墨索裡尼政權倒台.

6、在7.7事變前日本的經濟總量達到283億美圓,是世界第6經濟強國, 在7.7事變前,日本全國只有4個裝備整員的師團,不到20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光陸軍就達到200多萬,7.7事變後,日本開始大量的擴充兵員,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中國有110個師團,總共250多萬人,此後日本兵力一直升高到1945年達到600多萬,但兵員的素質卻不斷的下降,日本的人口只有7600多萬,已經不堪重負;二戰日本共生產5000多輛坦克,1941-1945年日本共生產了航母17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9艘、驅逐艦63艘、潛艇147艘與同期的美國有很大的差距.

7、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軍事實力相當弱後,具體的經濟總量狀況無從考證,二戰後期共產黨發展到91萬人,民兵近百萬,解放國土面積一百多萬平方公裡,人口1億人,裝備大多是繳獲的日本武器:國民黨兵力有460萬人[其中蔣介石嫡系只有100多萬人],繳獲了大量日軍的裝備,還有美國的4億美圓援助和大量武器支援。

中日軍力比較

中,日當時力量比較具體是如何呢?這裡有一此資料:-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軍隊僅僅體現在人數上的優勢,而從軍隊裝備、士兵素質來說,可謂與日本相去甚遠。

人數 :當時,國民黨正規軍有182個師,總兵力超過200萬人,再加上各地的保安大隊、警察部隊,人數佔據絕對優勢。而日本在全面侵華時,在中國的軍隊不超過100萬。八年抗戰,中國軍隊投入兵源最多時是480萬,累計是1200萬。在二戰期間日本陸軍總數是448萬,多數是在中國戰場,日本投降的時候,在中國投降的日軍是128萬。

裝備 :中日軍隊裝備相差非常懸殊,戰時中國海軍噸位不到6萬噸,而日本是190多萬噸;中國空軍作戰飛機只有100來架,而日本約有2000架;另外,中國軍隊雜亂不堪,武器五花八門,戰鬥力強弱也極懸殊。

中國軍隊的戰鬥能力是十分參差的,八年抗戰中雖然著名的精銳部隊及名將也不少,亦取過不少大捷,但歷史資料亦都有紀錄有一連的日軍可以打敗一個縣城的萬計軍民,特別是抗戰後期有不少從農村抓壯丁的,根本毫無戰鬥力的,這些質素差劣的士兵遇上腐化的軍官就形成所謂"賊仔兵",抗戰勝利後,這些賊仔兵就四出劫收,做成戰後國民黨形象低下一大原因! 當然同期也有像新編美式師,青年軍等精銳部隊!

總之抗戰時中國軍隊是質素參差,而日本方面整體來說是比較平均,但也不無窩囊廢部隊,例如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所寫的皇軍第四師團就是其中一個出名廢的部隊!有紀錄顯該師團居然曾出現集體裝病事件。

第四師團番號,至今仍保留在日本自衛隊中!

總體戰

近代戰爭講求總體戰,其理論源於德國前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其意義是戰爭需要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對國家進行改造,更要動員包括精神和經濟在內的全民力量去參戰。二次大戰所有參戰國,無論軸心或是盟國,都在戰爭爆發前實施一連串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準備,包括生產,積累戰爭物資,保證戰略原料的來源等等。

事實上中國在三十年初起,都在做同樣事情,最明顯就是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支援與及中國與納綷德國的軍事合作,即以戰略資源鎢、銻等,換取德國在軍事工業上的支援,雙方簽署"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並提供軍事裝備,希特勒又派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來華協助中國改革陸軍,這個就是國軍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亦即是所謂"德式師"!

但中日爆發時中,日雙方實力其實是十分失衡的,這除了中國的現代化部隊未完成裝配外,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是完全無法跟日本相比的。例如根據統計,抗戰前日本工業年產值為60億美元,中國為16億美元。日本年產鋼580萬噸,年產彈藥可達50萬噸,而中國重工業基礎薄弱,年產鋼不過4萬噸,年產彈藥幾千噸,武器主要靠進口 (主要是德國和蘇聯)。

7.7事變前日本的經濟總量已達到283億美圓,是世界第6經濟強國!!

Japanese Army

-1870, consisted of 12,000 men.
-1885, consisted of seven divisions including the Imperial Guard Division.
-In the early 1900s, the IJA consisted of 12 divisions, the Imperial Guard Division, and numerous other units. These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380,000 active duty and 1st Reserve personnel - former Class A and B(1) conscripts after 2 year active tour with 17 and 1/2 year commitment
50,000 Second line Reserve - Same as above but former Class B(2) conscripts
220,000 National Army
1st National Army - 37 to 40 year old men from end of 1st Reserve to 40 years old.
2nd National Army - untrained 20 year olds and over 40 year old trained reserves.
4,250,000 males available for service and mobilization.
-1934 - army increased to 17 Divisions
-1940 - 376,000 active with 2 million reserves in 31 divisions
2 Divisions in Japan (Imperial Guard plus one other)
2 Divisions in Korea
27 Divisions in China and Manchuria
-In late 1941 - 460,000 active in 41 divisions
2 divisions in Japan and Korea
12 divisions in Manchuria
27 divisions in China
plus 59 Brigade equivalents.
Independent brigades, Independent Mixed Brigades, Cavalry Brigades, Amphibious Brigades, Independent Mixed regiments, Independent Regiments.
-1945 - 5 million active in 145 Divisions (includes 3 Imperial Guard), plus numerous individual units, with a large militia
includes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ir Service.
Japan Defense Army in 1945 had 55 divisions with 2 million men.
-Total military in August 1945 was 6,095,000.


Sou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