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負責處理外交糾紛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一時間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他的表態，關注他處理緊急事務的方式、風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傳承，寄希望於中日衝突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因此，《時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中國的張學良，不是日本陸軍大臣南將軍，也不是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而是幣原。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報道日本策劃的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立“滿洲國”的行動時，將之與美國特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總統當年鼓動巴拿馬獨立，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一事進行比較，並分析幣原是否會是“日本的羅斯福”：
“日本的羅斯福？在南京、廣州、上海，義憤填膺的中國人，把滿洲與巴拿馬聯繫起來。他們說，當特奧多·羅斯福總統需要哥倫比亞的一部領土，以開通巴拿馬地峽時，就發起了一場分離運動。結果，巴拿馬被分離出來。羅斯福總統立即承認其為一個新的、有主權的國家。巴拿馬也立即同意美國修建巴拿馬運河。如果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誰又能阻止它隨後和日本合併呢？中國的愛國者憂心忡忡，關注著“日本的羅斯福”。他會不會是日本著名的幣原外相呢？“(《時代》，1931年10月19日)
按照當年的報道，幣原以及外務省雖屬於日本內閣裏的“鴿派”，但幣原的職責就是向全世界掩蓋真相：
“作為外相，幣原盡力在掩蓋戰爭大臣南將軍在滿洲的‘分離運動’中的責任。他向中國政府和世界各媒體提供一份聲明，他說：‘日本政府已經禁止所有公民支援分離運動，可以確信無任何日本人參與此類運動。’觀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幣原全力進行外交努力，運用各種手段來營造出一種莊嚴氣氛，這樣，不管在滿洲的軍事局勢發生什麼變化，日本都能夠充分從中獲利。”(《時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歡大笑的、聲稱內閣和天皇對關東軍的行動事先毫不知情的幣原，曾經一度使國聯中各西方列強的外交家們感到可親而可信，從而對中國外交家提出的抗議置之不理。美國傳記作家Herbert P。Bix在裕仁天皇的傳記(中譯本《真相》)中，卻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真實的幣原：
“(1931年)9月15日，外務大臣幣原收到一封來自奉天總領事的絕密電報，告訴他關東軍將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侵犯行動。之後幾天的報告使幣原全面掌握了關東軍的陰謀。然而，從滿洲事變發生到後來的幾個月中，幣原作為關東軍的頭號辯護人向西方聲稱，受到損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衛權以維護協約的尊嚴。”(《真相》，第155頁)
“(1931年)11月23日，幣原向紐約美聯社發送了歪曲事實的聲明，不但將挑起滿洲事變的責任，就連佔領北滿洲的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的責任也乾脆推到了中國頭上。他宣稱，‘日本軍並非鐵路周邊的裝飾品’，‘當中國軍隊攻來時，日本軍別無選擇只能執行他們的任務，即，反擊敵人的攻擊，並防止敵人的反擊’。”(《真相》，第170頁)
幣原發揮著個人影響，在世人面前掩蓋真相。但他依然受到更強硬的軍方的攻擊。1931年12月11日，幣原被迫辭職。
幣原的政治生涯卻沒有結束。1945年日本投降後，同年10月，裕仁天皇任命幣原組閣。幣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歷史前臺，這一年，他七十四歲。讓人吃驚的是，重新走上執政之路的幣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行事方式一樣，仍在對歷史真相進行新的掩蓋和改寫。
“東久邇辭職後，幣原首相進一步改寫歷史。1945年11月5日，幣原內閣表決通過了一份關於戰爭責任的文件，這份文件後來成為戰後保守政治家戰爭觀的主要依據。這份名為《關於戰爭責任等問題》的文件表明，保守主義者們認為‘大東亞戰爭是帝國鋻於周邊形勢不得已而發動的’。這等於在說，東條內閣對美國和英國的突襲是出於自衛……幣原內閣不誠實的政策文件則完全將日本從1931年起對中國的侵略和1940年開始對東南亞的入侵置於不顧。(《真相》，第416頁)
讀到這裡，令人無限感慨。把目光從現實向歷史延伸，我們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處遊蕩的修改歷史的幽靈，其實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剛剛戰敗之時，就已經在塵煙瀰漫的廢墟上閃動了。從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強硬態度裏，我們不難看到幣原喜重郎所謂穩健、溫和方式的背後掩藏的強硬與狡黠。現實與歷史竟有如此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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